日历已经撕完最后一页，倒计时已经喊完最后一声，窗外已经升起了绚丽的礼花，一切都在提醒我，2003年已经永久地过去了。

　　2003年最让我难忘的一个词是非典。在国家卫生部4月20日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之前，我就在北京和广东间穿梭——2月中旬在广州采访中巴之战，3月上旬在广东采访足协杯和阿里·汉，4月中上旬又在北京采访国家队集训。在广东和北京非典疫情的高峰期我都恰好在

当地采访，这种巧合曾经让非典期间躲在家中的我反复后怕。一个非官方的说法是，在非典疫情正式公布之后，足协有关方面也曾经很是后怕了一阵子，因为3月初的中国足协杯正好在广东举行，而且好几个主办城市正是后来的重灾区。万幸的是足协杯期间各支球队人员都相安无事。现在看来，要感谢中国足协和香河基地的工作人员，在4月20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之后，他们果断地将记者撵回了各自的驻地。我所居住的沈阳，仅仅在5天之后就对所有从北京归来的人员实行隔离。在我的采访生涯里,这是中国足协惟一一次受大家欢迎的“拒绝采访”。

　　2003年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办签证。中国记者想要跟住国家队，除了必备的采访才能之外，还要能够快速地搞掂世界各国的签证。今年中国国家队只出国比赛两次，却去了两个最难拿签证的国家———美国和日本。美国之行中国队是通过中介公司办的，根本就没有组委会，中国足协也拒绝帮忙，所以大多数记者连邀请函都拿不到。日本那次更是陷入一种悖论，日本大使馆规定签证至少要提前5个工作日，可邀请函送到中国足协时离第一场比赛已经不到一周。一个不太妙的巧合是，在这两次大家采访比较困难的比赛里，中国队成绩都不好，如果我是个小心眼的话，我可能会认为中国足协已经预见到这种结果，不希望更多的记者们陪中国队伤心。

　　2003年最让我重新认识的一个人是朱和元。在12月日本的横滨星巴克里，听国家队的领队朱和元谈起自己在足协的工作史，听他讲自己从学校借调到足协7年才正式调到足协工作时，我发现他与我们大多数记者一样也是一个相当敬业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朱和元给了我什么内部消息，相反他总是拿着《足球》报上我写的稿子挑毛病。可以说是国家队领队这个职务决定了他的行为要让记者们讨厌，而并不是朱和元这个人有多么让人讨厌。可能等到下任领队上任时，大家才会说，其实朱和元同志也是不错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