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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华自述：

　　少年

　　我是在无锡市花园弄小学上的学，我们学校里那时的老师到现在还能记得我，因为我各方面都很突出，属于那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那时候学校里做操有领操的，我就一直是那个领操的人。我和乒乓球好像有点缘份，我特别小的时候，大约才二三岁的样子，有一个亲戚，拿着一个胶皮的乒乓球球拍打着玩，我见了后就拚命要。也许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乒乓球。

　　我大约7岁那年开始学打乒乓球。后来进入无锡市少年体校后，经过了4个月的训练，我就成为我们市的少年冠军。

　　1973年3月份进南京体工队，那年我11岁。但“11”在我们家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我们家兄妹3人，我是家里的老三。我哥哥11岁那年，因为城市里有武斗，家里把他暂时送到了农村，没想到他夏天到河里洗澡，被淹死了。我记得我哥淹死后，我爸就天天带我去游泳池学游泳，现在我游泳游得相当好。我姐小时候就有羊癫风，11岁那年染上天花，到医院被误诊高烧，给治死的。所以在我11岁那年去南京体工队时，家里还有些担忧。当时家里没小孩了，我们家就又抱了个妹妹，所以我们家现在是兄妹2人。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当时我父母经常去看我，一周看我一次，使我感觉不到想家。

　　那时我在全国的成绩已是比较好的了，在同年龄中大约在前4名到前8名的样子。我的打法和正常的打法不一样，我用左手打球，打法属于比较怪的那种。1973年到1976年我一直打守球，后来教练考虑到我的性格比较急躁，1976年时让我开始打攻球，刚改完那阵，训练用守，比赛用攻，由于时间、经验有限，水平一下子发挥不出来，但后来很快就上来了，赢了国家队很多人。

　　这时，我就想调国家队，因为我的水平已经够到国家队的了，但进不了。国家队考虑的是你能不能为国争光，能不能拿冠军，这才是主要的。当时他们对我的打法有争议，因为我这毕竟是全新的一种打法。

　　1978年时，国家青年队要我去，它等于是国家队的后补队，现在叫国家二队。我当时并不想到青年队，我想要调就到国家队。不少人都劝我，你先去，哪怕是作为跳板，先认识认识。

　　退让

　　这样，1978年我就进了国家青年队。半年后，我在全运会上，拿了个混双第二，接着我便很快调到了国家队。

　　1979年恰恰是第35届的世乒赛，老的那一批输了，梁戈亮、郭跃华等。输了以后，国家队改动比较大，起用了一批新人，像我和谢赛克等。国家把打翻身仗的任务压在了我们身上。按正常情况，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应该再等一等，那时，老的那一批也才20来岁，他们退到二线，陪我们打。

　　当时队里压力很大，训练非常非常苦。1981年，36届世乒赛开始了，在南斯拉夫。我们这批新手上了。去的时候，从队里的灌输到自己的愿望就是为了拿世界冠军的。那一年我们拿了7项冠军，我是混合双打冠军，男子单打亚军。那时候拿了世界冠军，也就是一张奖状，一朵红花。

　　那次世乒赛，就我个人而言，单打上有些遗憾。因为当时从我的水平和能力上看，应该是完全可以拿世界冠军的，但赛前，领导安排我让给郭跃华，意思是说郭跃华比我年长一点，将来没什么机会了。而我还年轻，还有机会，下届让我拿。

　　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不满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这种做法给运动员心理留下的后遗症很大，比如说后来发生的何智丽事件。

　　对我来说，最大的后遗症就是二年后的第37届世乒赛上，这次又是我和郭跃华争冠军。35届时讲好我先让他，二年后世界冠军给我拿，但这次真到了比赛时，又不给我拿，而且要真打。因此，当我和他在台上较量时，内心感觉特别复杂，情绪波动比较大，心态非常差，以至于我没有能赢他。

　　归队

　　1985年打完38届世乒赛后，我便结束了我的运动员生涯，那年我才24岁。

　　我不当运动员后，国家队对我还是很重用，留我做教练。当时组织上让我先去意大利援外，了解一下欧洲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便去了意大利。

　　我在那呆了三年半。

　　1989年，国家队希望我回来。我是国家派出去的，我也没忘我从小是国家培养起来的。当时我爱人也怀孕了，孩子在哪出生这都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1989年回来后，先做了一年多的助理教练，1991年担任主教练。我接队的时候，男子团体跌到了第7名，但我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1991年世界杯，那时拿冠军很难，但我们想拿，还是拿了。接着是奥运会男双有了突破，45届后我们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新手，我们和对手交手有了更多的胜率。

　　教练对队员的管理分二种，一种是以硬性措施为主，另一种是以感情教育为主。我的管理用的是前一种。

　　1991年时，我刚上任不久，当时队里唯一的冠军是马文革，也就是说他当时是队里唯一的1号主力。

　　我记得那是个周六，平时早上一般是7点1刻下来吃早饭，我8点到那准备排队时，看到马文革才刚刚下来。当时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晚才下来？他看了看我，没吭声。我当时就想，这事不能完，必须要树立起一个好的队风，后来我在集合队伍时就讲了这事，批评了他。没想到准备活动下来以后，他跟我提出来，“蔡指导，今天我打不了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胃疼。当时我一听就特生气，这明明是抗议？记得当时我考虑了大约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对他说，你是不是打不了了，要回家休息？他说是，我想回宿舍休息。我说拿着你的东西回你的天津去吧，不用再回来了，你不要以为国家队现在是困难时期，你就以为我不敢管你，或者说队里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放任你。

　　他当时一下子就傻了。我说你必须马上走。当时离世界杯只有一个月了，从时间上来说，没有马文革，的确对我们打翻身仗不利，说我心里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但我明白，我们现在并不具备打翻身仗的条件。乒乓球队拿冠军，不是靠个人，靠的是整个集体，我们应从长远的眼光看，先把管理抓起来。

　　当我一下子把马文革推到这一步时，冷静下来后他肯定产生了害怕心理，以前能打，现在不能打了，离开国家队，还能干什么？

　　中午时分，他找到我，说蔡指导，我错了，我们能不能谈一谈？我说行啊，我又说你错在哪，你要跟我好好谈谈。后来我们聊得不错，从检查的角度说，他谈得比较深刻。我记得他是在周日把检查写出来，周一大会。

　　这件事对全队的震动特别大，因为以前的教练很少会这样来处理事的。所以从马文革做检查开始，队里的改变很大，也因此，那年我们后来的成绩相当好，从这一次队员们都知道，我在管理上是非常严的，讲得难听一点是没有任何通融的。包括后面的丁松，杨颖等，已经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在一国内公开赛上，刘国梁输了球，一气之下把球拍掼到了球台上，开会时我就狠狠地说他。我说，刘国梁，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报纸捧你，电视抬举你，那是人家在给男队打气，希望出点人才。你不就是会玩几个发球，玩几个直拍横打，人家一下子摸不着你的底儿，你才赢了，你的正手，你的侧身攻球很臭。

　　我这一顿臭哭，把刘国梁骂哭了，连中午饭也没吃。其实我骂他主要是我觉得这小子很灵，球感很好，是一块打乒乓球的好料子，我要是不狠，不给他敲榔头，只让他出风头，有时会毁了棵好苗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