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落后是影响中国足球前进的重大痼疾，所以‘体制改革’是我上任后与同事们致力要做的事情，从专业体制到职业体制的转变注定充满了艰辛和苦难。”当王俊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话时，他一定又想起了1994年4月17日的那个下午。正是在那一天，时任中国足协常务专职副主席的他站在成都市体育中心主席台上朗声宣布：“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式开幕了！”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中国足球真正从专业的独木桥跃进到职业发展的高速路上。

　　职业化的开始是色彩斑斓的，原来足球还可以有这么多花样，这是人们对职业化的感慨。“第一次”也因此成了足球职业化开始阶段中被提到最多的一个字眼，因为被国际管理集团拉来了“万宝路联赛”的商业冠名，各支球队不但第一次被要求以俱乐部名义参赛，也因此而第一次获得70万元的赛季出场费；中国足球第一次从赛会制变革为主客场制；中央电视台对联赛的转播权第一次需要付费购买，当年的成交价格是45万元；1994年洋外援开始大举入侵中国联赛，外援球员不但为各球队带来了技战术的改观，也大大提升了球市的增长率；体能测试在职业化的第一年成为了甲级联赛的参赛标准；《球员转会条例》于1994年第一次出台；1995年，大连队的大王涛转会身价创纪录地达到了66万元；同样在1995年，大连万达的盖增君、广州太阳神的周穗安、辽宁队的王洪礼和八一队的刘国江4人成为了第一批在职业联赛里半路下课的主教练……

　　如此的繁荣景象，让中国足球尝到了职业化的甜头。但是，繁荣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危机。职业化给了中国足球机遇，同时也给了中国足球陷阱。面对一个陌生、庞大而且纷杂的大市场，正像任何事物处于青春发育期一样，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也伴生着迷惑、彷徨和扭曲，中国足球在职业化的进程中并不是完全健康成长的。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拥有着上亿球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和前景，是一个几乎闭着眼都能挣着钱的热门体育运动项目。据不完全统计，10年甲A总投入远远超过15亿元。正是这样高的投入让中国足球陷入了一个金钱的泥沼中，从最初的年投资百余万元，发展到现在迅速飙升的、高额的入不敷出的“烧钱”游戏，甲A俱乐部在玩一个冒险者的游戏。四川全兴近乎零成本转让的案例就是中国足球营销史上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于是，假球、黑哨、垄断等各种丑陋现象将中国足球越抹越黑，球员更成为被艳羡和鄙视的双重对象，以至于在1999年的青岛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不得不承认“中国足球改革所承载的东西有些已经超出了足球之外”。

　　抛开上面的得与失，从专业独木桥跃进到职业高速路，中国足球走的道路并没有错。因为这是足球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不能因为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就否认职业化的正确性。回首10年甲A，他不仅让中国足球摸清了足球职业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比较系统的职业足球市场构架，同时也顺利完成了足球从专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足球的整体水平，提升了足球从业者对足球运动规律的认知程度。中国足球的发展正是在甲A联赛的进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从而上升到了一定的层面和境界。不管人们如何对目前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进行评价，中国足球的确在10年的时间里转变了观念，培育了市场，增加了足球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其他足球从业者的基数，达到了初步与世界足球接轨的目标，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足球，中国足球也开始走向世界。10年甲A，更让足球从单纯的竞技比赛项目日益成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社会概念和社会现象。

　　是职业化给中国足球点了睛，功过已成为过去，放眼明年的中超，我们应该对中国足球有更多的信心。本报记者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