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尽完美，但请停留片刻(图)_NIKE新浪竞技风暴

一切不尽完美，但请停留片刻(图)

http://sports.sina.com.cn 2003年11月21日16:10 南方体育

昔日亲密爱人，如今劳燕分飞。　　11月10日，《Augenblick，verweiledoch...》（《请停留片刻》）在德国面世了，前网球明星贝克尔用自传的形式完成了对自己过去30年所作所为的忏悔。不必看内容，从自传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请停留片刻”是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的一句名言（浮士德和魔鬼谈判交换灵魂时所说的一句话）。贝克尔用这本书把一些惊人内幕爆出来的原因很简单，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总有一天，他会想知道一切……我这本书就是为了我的孩子而写，为了他们以后能够通过白纸黑字知道事情的真相。”

　　本版编译／姚文剑

　　贝克尔自传·爱情

　　把钻戒冻在她杯中冰块里

　　她已经睡下了，第二天在萨尔茨堡还有一场时装表演。但她的女朋友Sophie又说服她重新穿上衣服———Sophie不想一个人去赴在慕尼黑“CaféReitschule”的约。我恰好也在那儿。我看着她，她吃着东西，一言不发。终于有第一次机会靠近她，没有经过允许，我就呷了一口她杯中的啤酒，看着她的眼睛，说道：“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一切都清楚了。”她回答说，这样愚蠢的搭讪她还从来没有听过。

　　那是1991年10月1日。朋友们都走了，我们却留下了。“去你家还是我家？”我当然想去她家，因为我还住在酒店里。“又一句傻话！”她回答道。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没有任何坏念头。在芭芭拉的住所前，我提议：“让我上去帮你收拾东西吧。”我向她要电话号码。她写了两次，因为我不想弄丢了。在几个小时后去东京的飞机上，我告诉自己的理疗师：“我怕是在几个小时前碰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你疯了！”他说。

　　在东京我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的故事，比如，我在迪厅里和什么女人在一起，而实际上，我只是坐在酒店的电视前想着她。“我的王子，你能不能省点电话费呢？”电话那头传来了挂断的声音。在东京和斯德哥尔摩的比赛之间，我又在慕尼黑见到了她。我们的第二次约会她迟到了整整90分钟。我还是等了，因为我发现她就是我梦想的女人。我在斯德哥尔摩获胜了，但很绝望：芭芭拉在慕尼黑，而我却在这个总是下雨和起雾的城市。

　　芭芭拉住在和另外一个模特合租的房子里，所以那并不是让我们能够亲密接触的好地方。我们决定去威斯巴登，那里有个时装表演。在高速公路上我终于失去了耐性，第一次吻了她。汽车收音机里播着JanetJackson的“BlackCat”。芭芭拉本人也是歌手，她直到今天都还记得那首歌的旋律。在威斯巴登的penta酒店，芭芭拉下了车，以HarryHartel和Sabine女士的名字登记了一个双人房。“您打算如何付费？”接待芭芭拉的那个男人问她。我站在她身后，想都没想就把信用卡递给了她。当然，卡里注册的名字是“BorisBeck－er”。那个男人扫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说：“欢迎，Hartel先生，祝您在这过得愉快。”他的祝福实现了。那时我和芭芭拉第一次做爱。真感谢那位酒店接待员的保密精神。

　　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我非常有把握地确定：芭芭拉就是那个能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在离慕尼黑Hohenzollern大街不远的一家麦当劳里，我第一次向她求婚。她则认为我疯了。

　　1993年初，我在一家我们最喜欢的慕尼黑餐馆“BogenhauserHof”里订了位子并且请求钢琴师按照我的指示演奏“Summertime”——芭芭拉最喜欢的歌。当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机会来了。我把一枚钻戒藏在了她的威士忌酒里。她呷了一口威士忌，却没有发现钻戒。那个小东西已经被冻到冰里了。钢琴师不得不延长了几分钟演奏时间，直到冰块化掉。没有因为误吞钻戒造成悲剧，有的只是快乐和感动。

　　1993年5月在罗马的比赛对我来说非常特殊。不是因为进入了决赛，而是因为芭芭拉进了医院。她给我带回了怀孕的消息。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芭芭拉也不敢确定是否听懂了意大利语，但检查结果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后来在慕尼黑的第二次检查再次证实了一个新生命的存在。

　　和芭芭拉的关系当时让我找回了自己。在我网球生涯的最后几年，离世界排名第一已经很远，但这没有妨碍我。我的激情转移到了家庭上，网球只是一种副业。而当2000年12月15日，我和芭芭拉结婚7周年纪念日前两天，我们递交了离婚申请之后，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便出现了。

　　贝克尔自传·丑闻

　　想学着去爱我的私生女

　　那是1999年6月。我独自站在我伦敦酒店的阳台上。职业网球手伯里斯·贝克尔刚刚退役———一个永远都不会收回的决定。不再有震耳的欢呼，不再是温布尔登球场的中心。

　　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在阳台上呆着。我哭了，流的是解脱的眼泪，也是愤怒和绝望的眼泪。

　　网球这一页已经翻过去。最开始我得到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解脱感。但之后，在酒店里，我又莫名其妙地和芭芭拉吵了一架，过去几个月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让人无法忍受。突然，她的腹部一阵剧痛。她已经怀了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利亚斯7个月了。这种痛在过去一段时间很常见，但也许，是埃利亚斯在表达自己对妈妈的认同感。芭芭拉决定让她的女友吉姆·斯蒂普陪她去医院。“如果问题严重，请打电话给我。我会立刻赶到。”我承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驱使我在深夜离开了房间，11点钟左右，我坐在了“Nobu”酒吧里。

　　两个星期前我就开始注意她了。

　　我当时和朋友们坐在Nobu酒吧里，为了庆祝温布尔登的开幕。她直视了我两秒钟，用那种所有猎艳者都明白的眼神：她想要你。现在她又出现了，两次走过吧台，带着同样的眼神。不久之后她离开了自己的桌子走向洗手间。我跟了上去。5分钟的寒暄，然后我们就找了个角落干那件事情。随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女朋友们中间，我又喝了一支啤酒，埋了单，就搭计程车回到了酒店。

　　第二年2月，我在慕尼黑的女秘书把一份内容特别的传真送到了我手上。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我们曾经在伦敦的Nobu酒吧邂逅。那次会面的结晶现在已经8个月大了。”

　　传真上有一个电话号码。我刚开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打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一个月之后孩子将出世。”我立刻感到自己脚下的地面不再存在。最终，我飞到了伦敦，和那位女士在酒店里会了面。谈话非常像一笔交易：如果我不准备负责，那么媒体将会知道全部事情。

　　2000年3月22日，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婴在切尔西出世。其间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调查她的母亲，得知她是一位女招待兼摄影模特。两个月后，我得到了警告：不要继续调查，那太危险！媒体开始报道我的“罪恶勾当”，这个圈子也暗示我：不要再调查。于是，我决定接受这个孩子，如果医生证实她的确是我的。这不是犯罪，而我也不想被讹诈。

　　当然，我感到羞耻。我到底该如何应对，如何面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或者还有诺亚？

　　2000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即我和芭芭拉离婚前两个月。在我们在博根豪森的房子里。孩子们都睡了，芭芭拉正收拾着厨房。我告诉了她一切，所有细节。她很震惊，但没有歇斯底里。“现在你有世界上所有的权利。你可以离开，可以决定如何继续下去。但我一直都还爱着你，如果对你来说哪怕有一点点可能，我都希望继续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说。芭芭拉考虑了两天。“我们会解决问题的，虽然我还没有想好如何解决”，她的答复让我松了口气。

　　至于诺亚，我在马洛卡岛的一次度假中向他解释了一切，用他们儿童的语言———这是我一辈子最严重的忏悔。他只是听着，没有说话，也没有反问，到今天都没有。但总有一天，他会想知道一切。

　　经过几个月关于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进行亲子鉴定的争论之后，我在伦敦一家医院接受了唾液检查。2001年2月，一切怀疑都消除了：安娜在生理上的确是我的女儿。而此时，我和芭芭拉正在加速向离婚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都常是相互谅解对方，但矛盾总是越来越大。

　　虽然确定是我的女儿，但我和安娜从来没有过接触，直到她两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那所房子。“看，爸爸来了。”安娜的妈妈说。安娜没有立刻跳到我怀里，但她显然对我很信任。一个小时后，我们可以单独一起玩了。在那之后，我每两个月就去看一次安娜，和她母亲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我们谈安娜，谈她的将来。我想学着去爱我的女儿。

　　贝克尔自传·婚变

　　外遇不是关键问题

　　芭芭拉做了面包，我坐在餐桌的另一头，面前放着一小杯白啤酒，她左边靠近我的地方是一杯香槟。她喜欢香槟。这是2000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

　　“芭芭拉，这样不行了，我们必须分开！”我说。她非常平静，没有喊，也没有哭，她并不感到奇怪。那一刻她甚至连为什么都没有问。我们就像两个成年人那样客观地探讨离婚的话题。

　　我职业生涯的结束恰恰也是我婚姻破裂的开始。1997年我就已经退役了，但之后的两年却一直都在训练，还经常到处去比赛，为了使自己慢慢在心理和生理上都适应离开职业网球的生活。芭芭拉看起来也不习惯，当我1999年终于完全翻过了职业网球这一页的时候，她当时瞪大了眼睛问我：“哦，好的。可是，我现在干些什么？”芭芭拉有固定的位置，在贝克尔网球系统中有明确定义的任务。她就是我们的形象代表，她负责一切应酬，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而现在，我同样夺走了她生活的内容。

　　后果就是无休止的争吵。我们之间那些刚开始只是制造摩擦的小矛盾突然变得难以忍受，比如她的不准时：如果10点出发，她一般到11点都很难做好准备。今天，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笑料，但当时，我的确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而且我们的房子里突然多了很多人，到处都是。那是一个来自泰国的家庭：母亲和两个女儿。她们是厨师和女佣。还有很多保镖。工作上我总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但在家里我喜欢安静，喜欢裸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喜欢和我漂亮的妻子在沙发上做爱，放松自己的灵魂。

　　我们就这样一直争吵。对外我们还是一对完美的夫妻，依然是小报的宠儿。我们俩都在寻找公众的关注，因为我们都期望让这些照亮我们婚姻的阴影。

　　“因为她？”《图片报》问。1200万读者也相信德国女歌星萨布里娜·塞特鲁尔是我们婚姻破裂的原因。不久后我们俩确实也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但那个时候萨布里娜是一个好朋友，是我的，也是芭芭拉的。

　　即使芭芭拉威胁要带着孩子去美国也没有动摇我暂时离开她的决心。她仓皇失措，震惊，失去了安全感。她甚至乞求我：“不要离开。我们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我们再尝试一下。”但我已经不想回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短暂的分离。”芭芭拉绝望了，最后一句话是：“OK，我去迈阿密。”

　　星期天早上，芭芭拉离开已经9天了，我也来到了迈阿密。但房子空荡荡的，就像人都死光了一样。没有芭芭拉，没有埃利亚斯，没有诺亚。他们去哪里了？没有人知道，或者根本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几个小时过去了，暴风雨在黄昏时来临。我给在迈阿密的每一个可能的人打电话，最终，在我的一个阿拉伯朋友塔里克那里，我有了收获。“是的，芭芭拉和孩子们在我这”，他说。“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请回来吧。”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我决定去找她。

　　路上，我发觉自己被跟踪了。多年被狗仔队骚扰的经历让我目光敏锐。我停下了车，那个男人也下了车。他个子比我稍微矮一点，一上来就问我是不是贝克尔。我说是，于是他递给我一份12页纸的文件。我念道：“CaseNo.00－30252INRE：Themar－riageofBarbaraBecker，wife，andBorisBecker，husband……”我一头雾水。“你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吗？”我无助地说。“这是美国领土上离婚的第一步骤”，他边说边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他是芭芭拉的律师。现在我必须把自己的一切都摆出来给大家看：房产证、保险单据、分红计划、股票，甚至我过去3年的日记、录像带和录音带。我的财产状况一下子就成了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伯里斯·贝克尔就这样赤裸裸地被展现在公众面前，因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公开的。

　　一场离婚闹剧就这样开始了。

　　贝克尔自传·官司

　　我的钱是税务调查员心头的刺

　　事情要从1996年圣诞节前一周说起。我在那不久前刚刚在慕尼黑拿了大满贯，四项赛事的冠军让我获得了200万美元的奖金。媒体计算出我在决赛中每一分钟的收入是19578美元。《图片报》说这是我的“圣诞节红包”，到处都能看到关于我过去一年得到了4312007美元奖金的报道，以及我职业生涯总奖金额增加到了28692014美元。

　　在那场对克罗地亚人格兰·伊万尼塞维奇的决赛中，我在奥林匹克体育馆每呆一分钟相应得到的报酬可以买一辆中档的小轿车。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一下子就赢得了83辆！对于那些税务调查员来说，这些数字就像一根刺扎在他们心上。

　　还有4天才是圣诞节。我享受着迈阿密的阳光，和几个朋友在我房子前面打篮球。电话响了，我的律师阿克塞尔·迈耶尔－沃尔登打来的。“伯里斯，请保持绝对的冷静。你家里收到了税务调查通知，他们想要你保险箱的密码。”

　　嫉妒和猜忌是德国社会最大的问题，而我有了太多的成就。当我1月份得知调查的范围时，我不得不确定，他们甚至连我妻子当时怀孕的照片都已经带来，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想审判你。”我内心的平静消失了，我的个人生活也被毁了。

　　到1996年他们搜查我的房子之前，我一共获得了49个冠军，两次为德国拿到戴维斯杯，还和米夏埃尔·斯蒂希一起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了双打的金牌。但在1996年12月19日之后，我没有再拿到哪怕一个冠军。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开始了，我的灵魂和自信慢慢被吞噬。而要在比赛中拿到冠军，你需要足够的自信。1997年我由于个人原因放弃了温布尔登大奖赛。当德国成为我最大的敌人时，我已经看不到任何追求冠军的意义。

　　一年半之后，另一个打击来了。1998年7月28日，税务调查员开始在整个德国展开行动，在朋友、亲戚和我父母那里调查——所有人都在上午9点被打扰。我愧对我的朋友，那些破坏了他们私人生活的过分的国家行为正因我而起。他们翻着我母亲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却看都没看我垂死的父亲一眼。因为要搜查房子，他取消了原本因为恶劣的健康状况需要进行的化疗。他虚弱地靠在沙发上，无助地看着。直到第二天还惊魂未定的母亲发现，他们没有察看壁炉下的灰坑，于是告诉了一位调查员这个疏忽：“这个你不能忘了。谁知道里面会藏着什么重要文件呢。”

　　“针对伯里斯·贝克尔的审讯现在开庭”，女法官宣布比赛开始。宣布了我的个人情况后，检察官姆西奥尔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就站在离我6米处，原本不是我讨厌的类型。“伯里斯·贝克尔以他父母的名义在高斯大街租了一幢房子。1991年底住了59天，1992年80天，1993年95天。他在国外获得的收入却一直没有在德国纳税，收入税一共308万马克，还有48万马克的财产税。”这就是起诉内容。随后法官让人陈述了我的生活状况，20分钟，从莱门到温布尔登再到迈阿密。然后她作出了一个让气氛陷入僵化的指示：检察官和辩方先进行磋商，以达成对处罚标准的共识。但一切都是徒劳，双方的条件相去甚远。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自由或者坐牢等极其严肃的问题。

　　9点31分，法官终于在慕尼黑州立法院101A法庭宣读了审判结果。很长，大概有一千条理由。“她说完了吗？”我小心地问。“是的，完了”，我的税务专家维格尔博士说。但结果呢？无罪？缓刑？“两年监外服刑和300万欧元罚款”，福尔克教授，我的辩护人说，“你可以作为自由人离开法庭。”

　　走出法庭，走进汽车，CD播放器里放着“Meagainsttheworld”，眼泪流过我的脸庞。这是自由的泪水。

　　贝克尔自传·药物

　　儿子帮我摆脱药物

　　1987年初，我有些无法承受压力了，于是便开始吃安眠药，看上去毫无害处。我们当时的戴维斯杯医生、约瑟夫·考伊尔教授又一次问我们：“睡眠有问题吗？”几乎每个运动员都会有这个问题。为了保持精力充沛，我们需要睡8、9个小时。于是我们大家都开始试用含有Planum的安眠药。我的生活靠这东西维持了好几年。最后，我常常会在半夜醒来，因为药效只能维持3、4个小时。我必须再扔两片到嘴里——双倍剂量。在最糟糕的时期，我还不得不用威士忌吞服药片，因为它可以加强药效。

　　我作了疯狂的决定，要摆脱运动生涯在1987年的低潮。对付失眠就用Planum；止痛则用别的一些药片；女人威士忌或者可以帮我摆脱寂寞……我不得不减少参加比赛的数量，因为我想让自己减少一些对药物的依赖。它的副作用已经不受控制地袭来：我患上了忧郁症。

　　我尝试在比赛前减少药物用量，但结果是，我根本无法入睡。晚饭之后，10点左右我才开始服用Planum，喝两瓶喜力啤酒，以加强效果。1990到1991年，我常常会在清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儿。1990年对斯特凡·埃德伯格的温布尔登决赛我几乎睡过了头。比赛前一天晚上我服了一倍剂量，但直到凌晨4点还没能入睡。第二天的训练11点才结束，所以我还有时间再服点药。10点半我准时醒来，但依旧昏昏沉沉，我只好尝试用到花园里跑步的方法摆脱药物影响。没用！训练我迟到了，而比赛开始的时候我还像在沉睡，虽然不再做梦，但也差不多了。2比6，2比6，然后我终于醒来。早上好，英国人！我赢得了接下来的两盘，但还是输掉了一切，包括当天晚上的睡眠。

　　我第一个儿子诺亚的出生让噩梦终于到头。我现在有个很棒的原因保持清醒，不需要着急地把自己赶进梦乡，也不需要再和让我心碎的孤独作斗争。诺亚解放了我。

　　一本自传掀翻了天

　　贝克尔原来计划让前妻芭芭拉在他的自传《请停留片刻》中写一章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但最终没能实现，“也许她自己也在计划写书”。他没有说明芭芭拉拒绝的真正原因，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已经足以让人们猜测：贝克尔的自传激怒了芭芭拉。

　　虽然已经离婚，但贝克尔和芭芭拉的关系从一年前开始就已经缓解，一度传言他们会复合。当然，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两个儿子。而现在，贝克尔在自传里直白地说出了很多关于芭芭拉的事情，尤其是离婚过程那一节非常让当事人芭芭拉脸上无光。“她告诉我，里面有些句子最好能够删去”，贝克尔小心翼翼地说起了前妻的反应。但和芭芭拉关系非同一般的《图片报》早就得知了更为激烈的场面：“芭芭拉被贝克尔的自传深深地伤害了，甚至在读的时候流下了泪水。”

　　他们原本约定在11月9日一起去参加德国著名Talkshow节目“Wetten，dass……？”，为第二天就将面世的自传做宣传，但最终主持人高特沙尔克身边只出现了贝克尔一个人的身影。芭芭拉拒绝了邀请。高特沙尔克透露了原因：“芭芭拉对我说，如果她没有看那本书，也许还会考虑，但看了之后就绝对不会答应了。她不想卷进来。”

　　不过，贝克尔依然坚持自己写书的初衷：“我不认为自己写得太过火了。我只想清楚地向人们说明，在美国离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只是写出了事实，我没有兴趣去美化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