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薪

　　袁伟民说，现在我国男子足球水平不高，但职业球员的收入已超出老百姓平均收入的几十倍，也大大高于欧美国家足球运动员与本国老百姓平均收入的倍差。尽管中国足协曾专门制定过职业球员的限薪规定，有些俱乐部没有按照这个规定办，用签订两份协议或各种其他变通办法去增加运动员收入，有的俱乐部一场联赛的奖金就高得惊人。这种风气助长了球

员拜金主义和相互攀比思想的滋长，追求高级公寓、高档汽车，甚至导致生活上的腐化，懈怠了运动员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斗志。这种状况长期下去，不仅会毁掉运动员，也会毁掉中国足球。

　　最新传闻

　　足协限薪令中规定，一场比赛的赢球奖金最高不得超过40万，但是“奖金翻倍”的字眼儿经常“通过”俱乐部老总的嘴出现在报端上。财务状况属于俱乐部的机密，球员倒底拿没拿到这笔钱也无从知晓，所以在这里，我们暂且把它叫做“传闻”。

　　9月24日甲A第17轮，陕辽之战赛前，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悬赏80万以求一胜。

　　9月21日第16轮，申花俱乐部临时决定将本场比赛的赢球奖金翻倍到80万元人民币，而且这笔奖金还将与4场积分奖分开。“如果我们在下一场比赛中战胜或者战平沈阳金德，奖金又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名队员赛后兴奋地表示。

　　9月21日第16轮，辽足主场取胜北京队，俱乐部决定在原主场奖金不变的基础上再增加10万元，此后每赢一场递加5万元。

　　三个工作

　　8月29日，在香河召开的足协会员代表大会上，袁伟民提出中国足球必须狠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青少年培养、教练员培训；二是必须坚持以训练为中心，赛练相结合；三是严格管理、科学管理。

　　现任22位副主席

　　除阎世铎、薛立、南勇、张吉龙、杨一民五人外，还有元老陈成达和体育总局的王钧、王俊生；各地方体育局的有：湖北的肖爱山、上海的金国祥、天津的黄东生、四川的肖阳宗、广州的刘江南、重庆的段杰、大连的辛德智、山东的于学田、辽宁的崔大林、广东的杨遒军、陕西的李明华、北京的孙康林、深圳的容志行、公安部的吴明山.

　　看法不能一律

　　中国足协在1958年曾宣布退出国际足联，那是因为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公然违反章程，接受设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足球协会”为国际足联会员。

　　退出，就是中国足协当年对国际足联决议的表态。这种表态在多年之后，被全世界认为是正义的和正确的。时隔40多年，中国足球依然不强大。中国足坛在一定范围内的不同人群的表达，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不能否认，在一些俱乐部眼里，在一些地方足协眼里，在一些球迷眼里，中国足协有点专制，有点官僚，甚至有点不讲理。

　　这很正常，就像一个人看另一个人，总会看见他身上不好的地方，不正常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足坛大了，什么观点都有。这里面，关键就要看互相的沟通是否到位了。大家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踢好球，沟通起来就容易，否则就难。

　　有个小故事，说起来好笑，其实是个严肃的问题。8月底，中国足协在香河开大会时，组织者为投票代表每人准备了三块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同意”、“反对”和“弃权”。在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时，有个代表因为紧张，拿错了牌子，想投“同意”，却举起了“弃权”，后来慌慌张张给改了过来。

　　香河会议时，有个记者拍了一张会场所有代表人人手举“同意”牌的照片，一幅万众一心的画面。但实际上，散了会，表决的代表却有人在私下里念叨，发“反对也是白反对”的牢骚；而足协的官员也免不了犯嘀咕，怎么连一个反对的人都没有呢？这么一来，两边一拧，互相之间的真实想法，在有些时候可能就谁都不知道谁了。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有选择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都“同意”，都“反对”，或都“弃权”，都有一点不像是真的，最后影响甚至伤害的，只能是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