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报
说高丰文是流星,似乎不太合适,他是8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队历任主教练中执教年头最长的一位。但是在岁月的长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匆匆滑过的一颗流星。只不过有的星黯淡,有的星闪亮。高丰文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流星,他曾发出耀眼的光芒。
高丰文近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愿对中国足球加以评点。在网站上搜索“高丰文”,除了一些历史资料外,就是说他要出山执教某支甲A或甲B球队,但紧接着就又是高丰文的辟谣。这样的传闻多了,也就没人信了。毕竟高丰文搞足球学校八年了,如今从花甲向古稀走,重出江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高丰文留下一个孤独而倔强的背影,任人评说。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年纪稍大一点的球迷都记得1987年10月26日客战日本那场比赛,因为主场0比1输了,客场必须胜才能出线。那场球中国队痛快地赢了,甚至有球迷到天安门去欢庆,高呼:打倒日本鬼子!
那一年,是高丰文最风光、最快乐的一年。1989年的两个“黑色三分钟”让高丰文一夜之间白了头发。转年的亚运会,在家门口输给泰国没能进入前四名,这次失利对高丰文打击很大。亚运会后,球队解散了,球员各回各家,高丰文留在队里值班,同时写总结材料。有一次我去看他,聊起今后的打算,我问他以后还干不干国家队教练这类差事了,他反问我。我劝他不要再干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他说,想办所足球学校,培养足球后备人才。
十月的北京已经入秋,在萧瑟的秋风中,高丰文的背微驼,人也疲惫,我只是想他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化作春泥更护花
1995年,高丰文在沈阳成立了“高丰文足球学校”,真的当上了娃娃头儿,办学的艰难自不必说。再见高丰文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春节,足球学校已经成立五年,在社会上也很有名气。这时的高丰文白发更多,人也发福,但精神绝对好,说起足球学校、说起孩子们滔滔不绝,只是对于国家队、对于中国足球,他似乎小心地回避着,不愿提起。
年过六旬的高丰文,每年冬天都带孩子们到南方集训,再赶在春运高峰前将孩子们送回家。由于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高丰文的老伴儿王阿姨可就费事了,她不但要逐一为他们买回家的票,还要把他们编好队,大一点的带着小一点的孩子,再给孩子家长打电话,让他们去车站接。这样的事情是出不得一点差错的。
高丰文有一个相濡以沫的好妻子。输球后,王阿姨总是先“过滤”家里的电话,很多事都帮高指导挡了;办学这八年来,王阿姨这个“后勤部长”当得任劳任怨。
我问过高指导,他这个校长还要干多久。他说,现在学校还不赚钱,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理顺,他这个校长还得继续当下去。至于干到哪一年他也说不清。(本报记者于彤)
流金岁月
1987年10月26日,东京,2比0胜日本
主教练:高丰文
出场阵容:张惠康、麦超、郭亿军、贾秀全、朱波、段举、高升、李辉(后被吴群立替下)、唐尧东、柳海光、马林
进球:柳海光、唐尧东
出线历程
1988年奥运会预赛亚洲区东亚小组赛
1987年4月10日广州
中国———菲律宾9比0
1987年4月13日广州
中国———菲律宾10比0
1987年4月19日香港
香港———中国0比0
1987年4月26日广州
中国———香港1比0
1987年9月23日广州
中国———尼泊尔8比0
1987年9月30日广州
中国———尼泊尔12比0
1987年10月4日广州
中国———日本0比1
1987年10月11日曼谷
泰国———中国0比1
1987年10月18日广州
中国———泰国2比0
1987年10月26日东京
日本———中国0比2
将帅追踪
主教练高丰文和12名出场队员中,除张惠康养病外,其余全部在从事与足球有关的工作。柳海光虽然下海成为一名商人,但他创立了少儿足球俱乐部,也在为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做贡献。
高丰文:在沈阳创办“高丰文足球学校”,至今八年
张惠康:在香港踢球间头撞门柱受伤,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麦超:去年曾担任U17国家队助理教练
郭亿军:1999年任国家少年队助理教练,当时的主教练是贾秀全;曾任广东宏远队助理教练
贾秀全:目前执教U19国家队
朱波:大连实德队助理教练
段举:1993年赴日本深造,2001年担任天津立飞队领队,并创办“段举足球培训中心”
高升:今年年初,接替李树斌任辽宁队助理教练
李辉:云南红塔队助理教练
吴群立:2002年9月出任广州香雪队主教练
唐尧东:2002年任辽青队主教练
柳海光:做过广告公司、酒楼、日用品等生意,开办了四个少儿足球会
马林:辽宁中顺队主教练
张惠康,42岁,1980年入选上海足球队,多次入选国家队,1987年奥运外围赛中国队主力门将,1989年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后到香港踢球,在一次比赛中,头撞门柱受重伤,1993年退役,因患病生活陷入贫困。
张惠康——记忆中只有足球鲜活
张惠康住在医院里。医院的全名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从这个名称上,不难知道张惠康生的是什么病。
医院
我是在下午,根据张惠康母亲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医院。经请示了医院宣传科,门卫终于放我们进去了。宣传科的同志还专门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了病区。进入紧闭的病区大门,看到进进出出的护士医生随手备着钥匙开门、窗户上特别狭窄的铁栏杆,提醒我们这个“中心”与一般医院不同。
门打开了,一群穿着白底蓝条病服的病人,都挤在门口向外张望。“张惠康,你朋友来了,怎么不来迎接?”护士高声叫道。“刚才听说你们来,他还特意关照我们快点开门呢”,护士笑着对我们说。“阿康,侬朋友来了,快出来。”几个病友也快活地帮腔,在这个几乎闭塞的空间里,有生人进来,还是让人开心的。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胖人远远地走出来。多年不见,这个人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但从他走路微微弓的背的形态上,我还是认出,他是张惠康。过去,当张惠康在端线抱着球走到球门线上准备发球时,就是这个步态。
我们的谈话从1989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开始。当时,我与他都在新加坡,只是角色不同,张惠康守门,我写报道。在会见他之前,我设想了许多聊天的话题,最后还是决定从他最感兴趣,也是印象最深的地方着手,那就是足球,重要的足球比赛。
“你还记得在新加坡的比赛吗?”“怎么不记得”,可惜我们最后一场输了……”张惠康回答。
“新加坡的5场比赛,你上了几场?”“上了两场,一场对阿联酋,一场对卡塔尔。”张惠康的回答很利落。这些都深刻地记忆在他的心里。这是个伤心的话题,张惠康说的这两场比赛,都输了,而且都是1比2。尤其是最后一场对卡塔尔,直接导致了中国队的出局。“这与你关系不大,当时队伍都乱了,我记得很清楚,两个球都是对方反击得手,当球到你面前时,你面前已经没有后卫了。”我向他解释,他笑了笑,没有吱声。
从言谈上,尤其是在他谈快乐的话题时,你几乎感觉不出,眼前的这位,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是当他陷入无言的沉思时,从他略有些呆滞的目光上,从他略微有些慢的反应上,才能察觉到他的异样。
家庭
在探望张惠康之前,我还专门去了张惠康的家。
张家位于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普陀区曹扬新村。张母说,惠康8个月时,我们就搬到这里,一住就是42年……
张惠康与父母亲住在一起,这是一间30平米的两室一厅房间。走进门是一个小小的过道厅,厅虽小,但还是摆放了一个玻璃橱,橱里面,全是奖杯、奖章和锦旗,不用说,这都是张惠康挣来的。看着我们仔细地观看这些布置,72岁的张母叹了口气说:“看这些有什么用,都过去了,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1993年退役到现在,张惠康日子过得很清苦,现在除了每月到体委领取900多元的退休工资外,再没有别的收入。张母说,她每月要去医院付张惠康600多元的住院费,“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呵”,张母说着,又抹起了眼泪。
家里极平常,没有一件通常意义上的奢侈物。天花板上是过去装潢房间时很流行的石膏吊顶,地上铺的地板,油漆已经剥落,露出了白白的木头底色。一张旧式床,铺着旧被子,床边窗台下放着一只木厢,充作床边柜,加上一只旧衣厨倚墙而立,就是这位前国门的全部世界了。
“我现在是撑着身体,为了儿子。如果我不在了,张惠康怎么办呢?儿子女儿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谁来照顾他呢?我现在靠着我和老头子的退休工资,每天4点半起床弄摊头,晚上11点关门,老吃力的,但不做又怎么办呢?我已经70多岁了,站在十字路口了,不晓得今天出去明朝还能出去不,但是为了我这个儿子,没有办法,我有口气就要帮他。”——摘自《体坛周报》
编辑手记:快乐地活着
在报纸上看到张惠康的近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教练和绝大部分队友都在从事与足球有关的工作,而他已经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虽然近日张惠康获得了上海市体育局的帮困基金,生活暂时无忧了,但精神方面的问题似乎不好解决。也许他这一辈子都要与医院和药为伍了。
张惠康的队友朱波说过,当教练压力大,随时有下课的危险,这碗饭不好端。张惠康肯定没有这个担心,他担心的是如何能吃上饭(也许张妈妈更担心这事)。每个人的境况不同,每个人的担心也不同,你不能说谁的担心更重要。我倒是觉得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一亩地、一间房,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若干年前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至少是衣食无忧吧。没有几个人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大部分人都过着平凡的生活,只要能快乐着自己的快乐,就是幸福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