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煜

　　8月2日，年维泗将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龙之队”总教练的身份迎战皇家马德里队，上一次他率队在工体打比赛还是1986年亚运会前，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采访年维泗，他最让我感动的两句话是，“我为足球付出了很多，没有完成冲出亚洲

的任务，功败垂成，经常有失落感，到今天阴影还在。”“我这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生活，照顾老人为他们送终，扶养孩子到他们长大成人，我感到很自豪。”

　　7月10日，刚过完70大寿的年维泗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皇马中国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跟他熟识多年的记者们围过来，尊称他为“老爷子”。后来记者到年老的家里采访，他说，18岁进队时人家叫他“小年”，到了40几岁当教练的时候，别人叫他“老年”，58岁他从中国足协到中国棋院上班后，人们叫他“年老”，从称呼的变化他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

　　年老搬家

　　采访年指导是在他的新居，国家体育总局刚刚落成的东四块玉南街4号院。空调没开，沙发上放着把日本摇扇。

　　说起来，年指导从8平方米“起家”，一共搬过8次家。

　　1960年，他和游泳运动员黄帼会结婚，从篮球队队员程世春那儿借了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借来一床、一桌和两把椅子，花100多块钱买了一个柜子，床上的东西有新被子、两个枕头、褥子和一个床单。直到房主程世春生第二个孩子程卫，也缺房住，他才搬家。

　　1961年借鞠汾康的10平方米一间，居住两年。

　　1963年搬到现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东楼三层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1964年年维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1965年开始在幸福大街一个三居室与陈镜开、戚烈云三家合住，20平方米一间。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他们不能到训练局食堂吃饭，每天中午三家在共用厨房各自做饭吃。年维泗爱吃炸酱面啃生黄瓜，陈镜开吃米饭蒸抓来的田鸡，戚烈云是米饭炒盘小菜……

　　1970年年维泗搬到现在幸福大街商场的二楼，一个24平方米的独居，他把父母接来同住，1971年第二个孩子年伟出生。

　　1976年又搬到体育馆路甲6楼一个没厅的三居室，55平方米，两年以后年伟到体育馆路小学上学。

　　1978年迁入体委高级教练住的55号楼，面积78平方米。年家的窗下，就是热闹的东四块玉农贸市场。

　　1986年年家住进幸福大街12号楼的一个单元，125平方米。

　　2003年6月24日，年过70的年维泗和老伴搬家到体育总局司长楼，面积145平方米。

　　“我这几次搬家，光杨礼敏就帮着搬了三次。1986年那次我带队不在北京，干部、教练、队员一共44个人帮忙，东西装了两大卡车，老父亲瘫痪走不了，他们就用一个椅子抬着走，还把我有精神病的老母亲哄上小汽车”，年老说。

　　年老这次的家当装了三大车，“工资不高，上有老下有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别人说，年老你该扔的就扔了吧，我说，我家没什么好扔的，当年的训练笔记、教练的工作笔记和剪报我都留着呢！”

　　饭菜单调

　　年老的家里是老伴黄帼会掌勺，年老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上市场采购，三两芹菜、一个鸡蛋、木耳、海米炒一盘小菜，加上两勺芝麻酱、一杯牛奶是年老的早餐；中午吃鱼和蔬菜，一个烧饼或是一小碗不到二两的米饭；晚饭是青菜和鱼。

　　年老说，他最爱吃大饼夹肥肉，有时候很馋这一口，但是没办法，身体检查8项指标不合格，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胆固醇高，心脏T波低平，供血不足，眼底血管轻微硬化，脂肪肝……好在只是比正常值都高那么一点。“60岁的时候还没这些毛病”，年老感觉到了身体正逐渐老化的过程。1998年发现得了糖尿病之后，年老开始控制饮食。比起5年前，他的体重从原来的103公斤减轻到93公斤。

　　年老说，年轻的时候他对自己有八个字、两条：“自强不息，以诚待人”，现在还是八个字、两条：“与世无争，颐养天年”。“现在70岁的人啦，也没什么可争的了，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少得病，给国家节约点医疗费就行了。”

　　年老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应该积极进取，对工作甚至应该有点忘我的精神，到了老年则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不要过分计较生活琐事，也用不着和别人攀比。“有人说，年老，你没有赶上好时候，现在搞足球的人都挣大钱了。我说，我们当时奋斗是为了国家的荣誉，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就是计较，那时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没法儿和现在比。现在的足球人赶上了好时候，应该珍惜这个，奋发图强。而我现在有退休金，有老伴勤俭持家，没有过高的奢望。”

　　生日聚会

　　“我一直把生日看得很淡。以前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过生日，后来和二老同住，开始给老人过生日，再后来给孩子过”，年老的生日是5月11号，正是闹非典的时候，他和家人在一起吃了长寿面。

　　6月的一天，年老过去带过的队员、还有一些熟悉的记者、朋友在天坛附近的一个火锅城搞了个聚会，他们知道老爷子好这一口。王俊生张罗，徐根宝买单，相恒庆、迟尚斌、蔺新江是从外地赶来的，还有沈祥福、金志扬、洪元硕、常万诚，一共30多人。没能赶到的送来了花篮，还有很多是没通知到的。

　　“朋友们的心意让我感动，我搞足球这几十年，前前后后带过的国家队队员120人，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背后作为基础的，有几十、上百个足球运动员，他们也因此默默无闻。想到这些，我心里很别扭……

　　他们20岁进队，到现在60岁的人了，还不忘年指导当年的言传身教，他们现在各自有所成就，对当年的老师是心怀感激的。我离开足球界已经十几年，还能得到足球界的人的尊重，这一点我是很高兴的。”

　　旅行和写书

　　年维泗的《我的足球生涯———欣慰与悲》是他离开足球界以后自己提笔写的，出版日期是1995年7月。年老作为新中国首批国家队队员，十几年的国家队主教练，数年的中国足协副主席、主席，这样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年老以袒露心灵的方式写作，直面失败和问题，以诚实、老实的态度谈人谈事，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本足球回忆录。

　　说到写书，年老说，等有一天他不能骑车到处逛了，就再写两本书，“现在心还踏实不下来”。

　　年维泗未来的两本书一个是关于旅行的，“我去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有三个东西印象最深，旅馆、球场、比赛”。现在年老每年出门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都是过去带的队员盛情邀请，负责年维泗老两口的食宿和交通。“我们去了也不打扰别人，上午在饭店休息，下午海边游泳，也不到市里参观，晚上队员们来，三五个人，一起聊天，谈些过去的往事。”

　　“当年我做教练时年轻，要求严，说话不得体，有时伤了他们的自尊心，队员都怕我。现在他们也年近60了，怕的感觉没有了。他们开玩笑说，年指导您当年就是管得那么严，我们也有好多事儿瞒着您，打牌、喝酒、开会时溜出去抽烟。现在都招啦。”

　　年老想写的另一本书就是关于他带的这些队员的。“不管怎么说，中国队终于在冲击世界杯时出线了，在我带过的队员中，他们付出了很多，在发展的台阶中有他们的足迹，我想回忆一下，写写他们当队员时的小故事，100个在足球场上的小故事，20万字吧。每天写几百字，把历史留给以后的足球界。”

　　出战皇马

　　“这次皇家马德里队来，张衡邀请我当总教练，我理解，这不是业务上的需要。我离开足球已经十七八年了，足球在改革中变化很大，很多情况和问题都陌生了，在业务上我没法儿做指导，我想这是我的学生对我的尊重和心意，他们没让我非做什么，是让我挂个衔儿，大家伙儿聚一聚。这种好意如果拒绝了，我心里也会过意不去。”

　　这次龙之队迎战皇马，教练组的成员戚务生、朱广沪、李辉都是年老带过的队员，成耀东是年老的学生徐根宝带过的队员，是学生的学生，加上年老，可谓三代教练、老中青结合。

　　“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大，执教的思路不一样，我觉得准备比赛应该包括接受任务、分析任务，落实到人，争取胜利，不打无准备之仗。但现在迎战皇马这么匆忙，心里没底。”

　　“高峰没有训练怎么打比赛，能不能适应？但是比赛的组织者要考虑到高峰在北京的影响，我只能说我的想法已经很难适应商业比赛的要求了，只能说这是一件新鲜事”，年老笑着说。

　　小档案:

　　1933年5月11日生于北京

　　1952年3月中央体训班（国家代表团）学员

　　1954年4月赴匈牙利学习1955年10月中国国家队队员1960年10月骨折休养1961年6月任国家二队教练1963年6月任国家队教练1963年10月任湖南队教练1965年7月任国家队主教练1978年10月任国家体委训练局领导，兼足球班教练

　　1980年9月中央党校学习

　　1981年3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

　　1981年5月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兼中国足协副主席

　　1988年4月任中国足协主席兼训练局副局长

　　1991年10月任中国棋院党委书记1994年8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