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电视台不成文的老规矩，每台晚会一结束，剧组就得请各部门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到外面的饭店去撮一顿，叫做吃散伙饭。那时，元旦晚会是台里每年的三大晚会（元旦、春节和国庆）之一，当然不会例外。

　　17日上午，等到刘欢录完像，元旦晚会算是全部结束。那天中午，除了汪导几乎所有与晚会有关的人都乘坐一辆大客车，开到了当时在长沙很有名气的曲园酒家。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热热闹闹地吃完散伙饭，我意识到刘欢过两天也该走了，心里不免生出了几分惆怅。回台的路上，我说话很少。

　　车停在了台里的办公楼前，大部分人都回自己的部门上班去了。剩下剧组的一些人则叫住兼管摄影的剧务主任黄智，要求和刘欢照张合影。我在一边没有吭声，却冷不防刘欢过来拉住了我：“那我先和主持人小姐照一张吧！”然后搂着我的肩膀摆好了姿势。剧组的人“喔——”地一阵起哄。

　　我还没和别的异性拍过这么“亲热”的照片，哪怕是初恋的男友。他搭过来的手使我感觉肩膀发僵，这让我多少有点儿不自然。我叮嘱自己：别太小家子气，也别自作多情，没准儿人家北京文艺界都这样。

　　相片洗出来以后，我发现自己竟因为那丁点儿的不自然变得温柔了，变得有了成熟女人的气质。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尽管那扮相曾经被自己贬为三仙姑，有点儿俗。

　　录完像的那天下午，我们剧组的几个人陪刘欢和黄志鹏到离电视台不远的烈士公园游玩，在那里，我们和刘欢又照了几张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被请进了结婚证）。这时，我已完全放松，恢复了快乐和自信。

　　这天是星期天，离刘欢回北京还有一天时间，我在剧组呆着没有回家，准备等送走了他之后再回去舒舒服服躺它几天，好干净彻底地放松下来。

　　早饭后，我、刘欢还有黄志鹏都聚到了蒋丽雪的房间里。因为小蒋在剧组管钱管物，所以她屋子里到处堆满了东西，刘欢干脆靠墙坐在了地上。我们四个人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瞎聊起来。

　　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我和刘欢都互相掌握了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年龄、学历、家庭情况等等。当得知他竟然比我小两岁时，那种叫做“惆怅”的东西又侵蚀了我，我马上想到自己的初恋：绝不再找比我小的！我使劲摁住了可能已不知不觉冒出的苗头。我不知道他是否“别有用心”，但我不愿意自作多情。

　　谈笑风生间，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意外的事情往往不是令人沮丧就是让人惊喜。

　　中午，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刘欢的飞机票没有买到！

　　奇怪，他看上去并不沮丧，只是随口问了句：“是吗？那怎么办？”

　　定票的人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们：“如果明天走，就得找熟人送他上飞机，但Ａｎ—24能否挤出座位就很难说了；如果不着急，那就再设法买下一趟航班，不过就得等到27号了。”

　　“那就定27号的，但是不能再晚了。”刘欢当机立断。

　　我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早已涌出的惊喜向刘欢解释：“长沙现在的机场太小，到北京的飞机每周才两趟，所以机票特别难买，只要你票没拿到手，即便已经定好了都有可能被门路比你更硬的人给顶掉。”

　　“好吧，那就晚几天走吧。不过，总得想法儿找点事儿干，咱们不能成天就这么呆着吧？！你们湖南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刘欢提议道。

　　我和小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湘西的张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