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是医学分级最后一天，记者随西藏、新疆、澳门、辽宁等代表团来到设在城市休闲酒店的残运会田径项目医学分级点，现场目击了医生、志愿者扶助残疾运动员做好医学分级的动人场景。

　　医生一丝不苟

　　运动员到达之后，首先要在一楼大厅等候，等核对完注册证后，一楼志愿者领着队员们走向电梯，上到四楼各检查室。电梯门刚打开，四楼的志愿者立刻上前搀扶盲人运动员，把他们扶到盲人检查处。这些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忙得甚至整天没时间坐一坐。

　　记者首先来到聋人分级点，跟着一名叫罗晓峰的西藏女孩走进一个小房间。检测医生让小罗坐下，表情和蔼地跟她比划了一番，大意是让小姑娘不要紧张。领队不放心，这时也跟了进来，安静地呆在角落里注视着自己的小队员。医生让小姑娘戴上耳机，接着按下声音按钮，仪器发出的巨大声音通过耳机传到小姑娘的耳朵里。50分贝、60分贝、75分贝、90分贝、100分贝……仪器上数字不停跳动。房间里静得可以听到心跳。当数字显示为105分贝时，小姑娘似乎愣了一下，又似乎很欣喜。她听见了并点了点头。

　　检查是一只耳朵一只耳朵进行的。检查完了，罗晓峰摘下耳机，领队如释重负地和她快活地无声对笑着。医生最后在检查结果上写上合格，并签下自己的名字，小姑娘也签了她的名字。整个过程虽然只有1分多钟，却相当庄严规范。一位检测医生解释说：“正常人一般10分贝之内绝对可以听见，达到50分贝还听不到就可以参加聋人组比赛了。”随后，小姑娘来到另一个小房间，接受了大会提供的常规耳科检查。

　　爱心VS公平

　　能否在公平和爱心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主持医学分级的医生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有点烦。西藏代表团的旦增郎杰，本来要参加脑瘫组跑步比赛。教练介绍说，旦增郎杰在西藏训练时，经常跑不直，似乎很有脑瘫症状。“这孩子还是个聋哑人，还有点弱智，偶尔闹点要到女队友宿舍睡觉、跑到中途不跑的笑话。”他笑着说。

　　在脑瘫医学分级点，旦增郎杰遇到了小麻烦，医生认为他不够脑瘫最轻一组的症状。他被要求多跑几圈，领队和医生严肃的表情似乎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努力地跑着，越是努力他反而跑得越是趋向于直。医生心疼地叫他坐下来休息。他闷闷不乐地坐在椅子上，领队安慰着他，尽管他不一定听懂。领队向医生求助，请求医生给这孩子一个上场比赛的机会。“从西藏这么远赶来的啊，”领队爱怜地盯着旦增郎杰苦笑地说：“你还不够傻？”

　　整个田径医学分级医生小组紧急讨论，最后公布的结果是，同意旦增郎杰参加聋人组比赛。尽管分级结果比队友晚了1个小时，旦增郎杰还是非常快乐。“他可以比赛了，他感觉和队友同样可以参加比赛了。”教练解释说。

　　持续4天的医学分级马上将结束，一位医生叹了口气告诉记者：“我不觉得辛苦，但当我看到运动员时，看到他们渴盼的眼神，我知道自己必须尽职，而且要做到公平。”“我想要的分级结果就是合乎我身体状况的结果，让我可以上场比赛。”一位等候分级的运动员说。

　　现场为残疾人治病

　　在盲人医学分级点，新疆盲人运动员付国江正在等候检测。张兰医生过来了。旁边一位志愿者告诉付国江，不用害怕，张医生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医术很高。付国江安静地接受检查。正当医生们在一边讨论检测情况时，付国江突然小声地喃喃自语：“张医生，我得这个病时在新疆的医院就听说，同仁医院可以治好我。”张医生听到了，她立刻蹲下身亲切地回答：“那我就给你看看，这下你不用专门去北京找我了。”

　　她拉着付国江的手，扶着他慢慢走到内室，将他的头轻轻放在专用仪器上，开始为他看眼病。最后的结果并不像付国江想的那样乐观。她告诉小付：“正常人眼角膜有11厘米，你是先天的只有5厘米，再说你眼底也有问题，没有感光系统。希望你继续好好比赛，小伙子。”付国江安静地听着，虽然失望，可是他笑着表示对过去30年的生活已经习惯了。本报记者　周静文（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