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传说中的阎世铎将要高就或转岗的消息并没有兑现，但中国足球将要进入后阎世铎时代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一切在他于2000年春天入主中国足协时已然注定，确切地说是在2001年初的深圳足球工作大会上，阎世铎发表后来被称为“阎世铎新政”的全新施政纲领时。
在那届盛会上，以善于演讲著称的阎世铎创造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名词、新概
念，如人民足球，如中超。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并不仅是概念，特别是中超，从概念推出到酝酿准备再到即将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足球的运行轨迹、生存环境和游戏规则。
新政带来了革命，21世纪的中国足球由此进入了阎世铎时代。应该说，在新世纪的头3年，尽管以竞技水平衡量，中国足球在低迷中运行的恒久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这有2002年，各级国家队在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大赛上几乎全系列的溃败为证。也许阎世铎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新政带给中国足球实质变化，或可以称得上阎个人功绩的，不是比赛成绩，也不是世界杯出线，而是深层次的资源积累和基础夯实。
导致职业联赛在经历1999年假球黑哨和奥运惨败的双重重创后，于2001年后显著复苏和提速，除了有资本寻求回报的内生变量，还有中超资格战的外生压力。2003年，在亚足联断然决定实施与欧洲全面接轨的赛制改革后，中国职业联赛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已经在事实上就任足协副主席的杨一民激动地预言中国足球将要发生一场大革命。
然而，在赛事安排上被动地与世界接轨，并相应地更倚重联赛，这种CASE只能称为变化，谈不上大革命，就像杨一民及薛立女士已经被任命为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后，再在8月28日召开的全国足球大会走一个被选举为足协副主席的程序一样。
即将举行的全国足球大会，除了有一些人事方面的过场戏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将要通过中国足球的新十年发展纲要。虽然，人们对于都什么时候了，足协还热衷于搞五年规划、十年纲要之类带有过去那个时代浓厚色彩的东西十分诧异，而且在事实上，1993年制定的旧十年规划除了留下一个好大喜功的笑柄，对中国足球的改革发展毫无指导意义。然而，厕身于体育领域最市场化的足球圈中，足协却比任何体育或非体育协会都特好此一口。一个多月前规划草案下发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时，从领导到业务单位到专家媒体，都对草案中的进8强、争冠之类高指标不胜惊诧，也对足协领导丝毫不吸取旧十年规划大放卫星教训的“勇气”或“执著”不胜惊诧。
中国政府在制定诸如7%的GDP增长指标等政策时，都要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听证，既考虑主观的期望，更考虑客观的可能。那么足协怎么就能因我们是东道主，而非要强令自1988年后就老在门外的国奥队在2008年奥运会上陡然打进前八？而作为其护身符的所谓“X＋2”计划同样严重脱离了实际，谁都不能无视中国足球的精华和增长极集中在甲A各俱乐部中的既成事实，1993年健力宝计划的失败业已证明，职业化时代的中国足球必须走出将资源集中在国家级球队的象牙塔，只有把各级联赛，包括预备队联赛搞好了，符合各种实战需要的球员和教练人才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
X＋2计划仍然沿袭了由足协主导、长期关门集训的旧理念、旧模式，而不是国际通行的“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由此可见杨一民所谓的大革命是多么的遥远。而足协该管的不管、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土政策、土方子泛滥之痼疾难除，关键在于职业化改革10年了，但改革主要发生在俱乐部层面，足协的功能、定位乃至思维、行为方式仍然停留在从专业化到职业化的过渡期。或者说，上层建筑改革的滞后，压制了俱乐部层面大革命所能带给中国足球成绩方面的“井喷行情”。
岩浆已经滚烫，火山却始终不能爆发，U19、17国家队相继在亚洲赛场的窝囊死，与国内青少年足球大发展形势是如此地格格不入，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最新证据。
中超即将上马，阎世铎3年前提出的施政纲领总算有了结果，中国足球也就步入了后阎时代。
走过乱世重典的草莽时期，现行体制中激活足球生产力的能量已近枯竭，带有鲜明阎世铎个人色彩的精英治国论越来越显现负面性，只有体制，而非赛制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足球的大场面、大时代才能到来。据说修改后的十年纲要淡化了成绩指标，而更注重一些可持续发展工程。后阎时代需要直面诸如职业足球联盟、球员工会、教练委员会等改变现行管理体制功能、结构和规则的尖端课题，28日，我们能在阎世铎充满激情，也不乏妙语的演讲中得到一些实质性的创新承诺吗？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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