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报

　　（议案人 本报记者李刚）

　　警惕“倒金字塔”

　　上周末，具有20年历史的北京百队足球赛（即百队杯赛）进行了各年龄组的决赛。当人们为这项足球传统赛事能延续至今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丝尴尬———报名参加本届比赛的小学男队仅为2支，刚好能够进行一场决赛。而在1996年，参加百队杯的小学男队达到了118支，创历史之最。

　　同在上周，邵佳一的启蒙教练，北京市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北校）训练部主任边立生也是一喜一忧———喜的是，即邵佳一之后，他的另一名学生吕征即将赴德国慕尼黑1860队踢球；忧的是，他工作了33年的这所足球运动传统学校面临生源枯竭的危险———同红火的1997年招收的213人相比，该校今年仅招收到新生11人，甚至不及当年招生数的零头。

　　短短几年间，北京市基层足球运动为何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反差？记者在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后，获到了部分答案。归纳后得出一个结论：足球人材培养的“倒金字塔”现象正在困扰北京足球，即北京市的足球人材培养体系中出现了由高年龄段向低年龄段球员人数逐渐减少的情况。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在未来几年内，北京足球有可能人材断档或水平急剧下降。

　　前不久，北京现代队在甲A联赛中成绩滑坡，从表象上分析是国安俱乐部的某些工作不到位所致，但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场人材危机，它与北京足球出现的“倒金字塔”现象有直接关联。

　　对于北京足球的“倒金字塔”现象，受访的相关人士在忧虑的同时也纷纷出谋划策，以期尽快将北京足球的“金字塔”重新摆正。

　　作为足球运动开展得较为普及的地区，北京足球与中国足球息息相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在新一届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各位与会代表是否应当通过北京市的“倒金字塔”现象思考一下当前中国足球人材培养的布局，不仅要防止这一现象在全国蔓延，还要更加科学合理地架构中国足球人材培养体系，因为它关系到中国足球的未来。

　　“百队杯”面临萎缩

　　上周，北京百队足球赛结束。在这项具有20年历史的足球传统赛事中，曾相继孕育出曹限东、杨晨、邵佳一等一批北京足球名将。然而，在今年的比赛中，参加小学男子组比赛的球队仅2支，不仅同高中组和初中组的报名队数相比少得可怜，甚至不及小学女子组。这一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本次赛事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北京市少年宫体育部部长王斌。

　　据王斌介绍，自1996年后，报名参加“百队杯”的小学男子组球队数每况愈下，并呈逐年减少之势。究其原因，其中包括社会、组织者、学校以及学生自身等方面的因素。

　　社会因素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素质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其效果在近几年的小学招生中便有显现。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以往该区拥有小学校300多所，由于适龄学生减少，使得入学率下降，因此目前该区仅保留小学100多所。

　　同样，在足球运动方面，踢足球的孩子也较以往有所减少。与此同时，许多家长都望子成龙，希望子女将来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与文化学习相关的奥校、外语培训班等异常火爆，而足球等以锻炼身体、培养兴趣的项目受到冷落。

　　“百队杯”赛因为是最为基层的足球比赛，完全靠自由组队，对于多数小学生而言，往往得不到家长及所在学校的支持，所以今年的报名队数仅为2支。

　　组织者因素

　　“百队杯”赛属于基层的学生比赛，主要组织工作由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负责，由于比赛经费有限，组织者只能租用距城区较远的场地。路途较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学生参赛。

　　学校因素

　　过去，北京市有20多所足球传统学校，他们每年都参加“百队杯”赛。那时多由学校负责组队，体育教师具体负责。现在，许多孩子都转向其他领域发展，踢球的越来越少，许多学校已经不再开展足球业余训练。除此之外，“百队杯”是在暑假期间进行，占用的多是体育教师的业余时间，但学校方面对教师又缺乏激励机制，于是许多人带队参赛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再有，目前北京市仍有部分小学缺少场地，学生在校内踢球往往受限制。

　　学生因素

　　“百队杯”为自由组队参赛，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而小学生在这方面能力尚弱，即使有参赛的想法，也多被家长阻拦。

　　以上四个因素使得今年的“百队杯”小学男子组参赛队数受到影响。

　　基层普及与“U系列”分轨

　　从事了33年基层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的边立生认为，今后中小学开展足球运动不要围绕中国足协举办的“U系列”比赛进行。

　　中国足球组织的“U系列”比赛主要应针对各职业俱乐部的后备梯队，诸如U－19、U－17的两级比赛，对于青少年队员的成长以及他们今后进入预备队和一线队具有一定锻炼和提高的作用，但搞U－15和U－13两个级别的比赛值得商榷———16岁以下的孩子不宜过早纳入职业俱乐部专业培训体系，应该继续让他们在基层接受业余培训，因为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可塑性较强。当他们16岁以后被选拔进入职业俱乐部后备队再接受更高层次的培训，成材率会相应提高，淘汰率随之降低，这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

　　边立生为招生发愁

　　目前，北京市中小学足球传统学校仅维持在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北校）、人大附中、八一中学三所学校。边立生说，北京市足球传统学校之间的比赛也多为以上三家所垄断，而且比赛水平已经在走下坡路。

　　“即使水平下降，我的队还能拿第一！”尽管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北校）训练部主任边立生的言谈间流露出些许自豪，但更多的却是无奈。

　　在边立生的记忆中，过去北京市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中小学的水平都是很高的，但现在，很多学校已经不再搞足球了。他说，之所以水平会下降，原因在于生源质量下降。

　　“前几年，每到暑假来我这儿报名的孩子就有二三百人，而且我还能从中挑选。可现在，不要说选择，能有孩子来报名就不错了。”边立生拿出了1997年以后每年的招生人数，一组数字让人吃惊———1997年招生213人；由于1997年招生人数较多，校内师资及设施已近饱和，因此1998年－2000年没有招收新生；2001年招生37人；2002年招生17人；2003年，截至目前仅有11人报名。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边立生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工作已经3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他培养的优秀球员很多已进入职业队，而且在目前四级国家队中都有他带过的队员。然而现在，面对着11名新生，以往的激情已为忧愁所取代。

　　“能不能替我们呼吁一下，我想再多招些孩子，要不，将来北京足球和中国足球可怎么办呢？”

　　俱乐部扰乱人材培养体系

　　现在各职业俱乐部不仅搞一线队，而且还开办足球学校，招收10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专业培训。这一做法表面看是在为培养后备力量着想，实际却破坏了青少年足球普及这一结构体系。这是北京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训练部主任边立生提出的观点。

　　职业俱乐部凭借自己的招牌开办了许多足球学校，把那些能够交得起高学费的孩子全部吸收入校，这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青少年足球结构体系，致使许多普教系统的足球传统学校失去生源。虽然职业俱乐部在搞一线队方面具有一定经验，但在培养后备力量，特别是对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的培训方面，职业俱乐部举办的足球学校暴露出师资力量不足，能力和经验差等弱点，以至于所培养的球员水平普遍不高。

　　以北京市为例，某职业俱乐部足校的队伍在北京市中小学各年龄段的比赛中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在同几所足球传统学校的交锋中，几乎没有胜绩。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因材施教。由于生源不足以及相应激励制度不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学体育教师从事业余足球培训的积极性，进而导致许多过去足球运动开展得非常好的中小学现在已不再抓足球业余培训。如果仅仅是几所学校不再抓足球，那么其影响不会太大，但这一现象在当前却较为普遍，其后果是中国足球未来将失去大量人材。

　　基层比赛断档

　　在边立生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适于中小学生参加的全国性比赛非常多———希望杯、萌芽杯、幼苗杯、贝贝杯等等。

　　“那时候，参加全国总决赛前各省市都要搞选拔赛，而再下一级的各区县同样要进行选拔，这样一来，围绕一个杯赛进行的选拔赛便成百上千场。”

　　然而，那一状况并没有维持太久，“在80年代中后期，希望杯、萌芽杯、幼苗杯等适于中小学生参加的全国性比赛相继被取消。从以后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看，当时的做法有些欠妥。”边立生回忆说。

　　由于中小学各级比赛被相继取消，各省市乃至区县的选拔赛也随之终结……据边立生回忆，在80年代，北京市的小学组在一年内大约能参加6个不同名目的足球比赛，每项比赛都有20多支球队报名参加，而且水平普遍较高；初中组大约有3项比赛；高中组有1项比赛，参赛队最多时为6支。正是由于当时众多的比赛以及较为合理的人材培养体系，使足球运动产生了一个由普及向提高逐级过渡的“正金字塔”人材筛选结构。

　　现在，要想在北京搞中小学足球比赛并不是件容易实现的事。“百队杯”真实地反映出北京市最基层青少年足球的发展状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北京足球乃至中国足球怎么办？“其实最简单易行的一个办法是‘走回老路’———恢复那些停办多年的中小学比赛，以此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朝阳区教育局体卫科的一位同志曾提出，中小学体育教师不仅要带好‘两操一课’，而且还要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材，这同样应当作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力量的一个理念。与此同时，体育主管部门要同教育主管部门展开合作，将体育人材培养下放到基层学校，这样一来，人材培养的面立即就拓宽了，不会仅锁定在一条线上。”边立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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