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年2月12日，离阿里·汉“处子香”中巴之战还有4个小时的时候，我还抑制不住内心的疑惑，“为什么要请阿里·汉？”坐在对面的南勇先生当时给出一个很时光感的回答：“历史的真相，总是要被掩埋在尘埃中，只有时间，才能揭开它的真面目。”
无论你喜不喜欢，置身于中国足球的人都会产生浮光掠影一般的感觉，这种时光感荒谬为美丽，就像已被人们念叨得忒俗的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历史，就是昨天的一缕晨曦
在今天的重现。”
哲人说的“时光”太玄奥，关于中国足球一个很现实的时光问题就是：世界杯之战提前一年。在我看来，仓促应战的阿里·汉与仓促接受国奥队帅印的霍顿一样会感到时光的压力———“民园”，民国时期的跑马场，新中国时期的足球场，把阿里·汉推上了和当年霍顿一样的境地。
看上去很霍顿———当神奇米卢带着丝诡异之气渐行渐远之际，号称对世界杯发起“第8次冲击”的民园一战，就像一个“同影成像仪”让阿里·汉和霍顿的形象那么神似地吻合了。同样钟爱欧洲名牌男装“BOSS”，同样钟爱欧洲名牌打法“442”，甚至同样钟爱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持很“Gentleman”的嘴角微笑，是不是以米卢为圆心，以中国足协为圆规，画出的一个很宿命的轮回？
这样对未来下结论也许很武断，因为历史不允许倒溯，谁也不敢断言当初霍顿只带国家队就出不了线，我们只可能知道他后来的故事发展：上海浦东———四川全兴———浙江绿城。一个“英国病人”的剧情不允许轻佻地套用在一个德籍荷兰人身上，随便你认为他们如何神形兼似，如何在更衣室的空气中散发着同样味道。
无论如何，经验告诉我们：现在既不是给阿里·汉先生“口水浴”也不是“玫瑰浴”的时候。再次借用南勇先生的一句话：“冷静地观察，像纪录片一样理性。”
但我们实在忍不住得到很感性的认识：他们太像了，如一对气质上的孪生兄弟和战术上的“同学会”成员，哪怕从社会成份来识别，也是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指出的“典型欧洲中产阶级”形象———严谨、低调、富有专业精神，并不忘在晚餐之余浅尝轻酌一杯“Espresso”咖啡。
这样的宿命感和轮回感在“民园”一战后幽浮般升起让人觉得怪怪地，怪怪地真实。困惑使我们必须去查阅一下有关霍顿与阿里·汉的成绩资料，然而每一次“史前遗骨”的成功挖掘只能让人更困难，我们被迫发现：霍顿先生初始阶段的战绩、口碑与汉先生惊人相似，前3场1胜2平不失一球，透着一股中产阶级学徒派的“坚定和低调”，他也说：“我们会在未来取得进步”，让我们似是而非地很同意，然而后来……
也许我们不该去谈“后来”，不该事逼事儿地在卡拉OK厅演唱刘若英那首沧桑情怀的《后来》———“后来”也许该这么积极乐观地设想：看上去很霍顿的汉先生，就是为了完成“影子兄弟”在中国未竟的革命事业，用“4411”为“442”平反昭雪。
突然想起米卢离开中国时在安检门前那声诡异轻笑——“中国足球很有前途”。是的，我也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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