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欣 巴家伟
据说在米卢执教中国队的整个过程中，媒体间一直有“保米”和“倒米”的派别之分，而且基本势均力敌，“保米”和“倒米”的本源除了观念上的不同之外，还有各自媒体的利益需要，有很多游离于足球以外的东西。这一切现在都随着米卢离开中国而变成了过眼烟云，“米卢时代”已经变成了“哈恩时代”（也有称“汉时代”的）。
如果不是米卢重回中国、再来大连的机会，我们或许不会有这样一次重温米卢的兴趣，但重温米卢却是必要的，因为他毕竟给中国足球带来过从未有过的欢乐和成就，而且这样的欢乐和成就永远都应该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米卢的神奇与德国人施拉普纳初来中国时被奉为神灵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施拉普纳是我们人为地造出来的“神”，而米卢的神奇则是通过他在国际足坛的成就和地位得来的，与中国足球无关。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我们是因为仰慕他的神奇而礼聘了他来帮助中国足球，甚至是拯救中国足球。所以当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中国足球44年的世界杯之梦之后，一定要首先归结于抽了一条好签，无异于中国人积久的“五官争功”的诟病。当然，不可否认，抽了一条好签是中国队最终世界杯出线的重要因素。但抽了一条好签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中国队的最终世界杯出线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就像中国队的世界杯之败一样，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点，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谓的十六强，不过是媒体的鼓噪和球迷的奢望，与中国队本身的实力之间具有极大的落差。对于米卢在世界杯上起用杜威、邵佳一、肇俊哲、杨璞、徐云龙等年轻队员，而弃用李明、申思这样在中国球迷心目中威望颇高的元老级球员，媒体褒贬不一。但任何一个教练都有自己的用人标准和用人权力，坎通纳被雅凯拒绝于法国队的大门之外，雅凯遭到了球迷的强烈反对，但这并不妨碍法国队夺得世界杯，也不妨碍坎通纳的世界级球星的地位。我们的近邻2002世界杯的东道主韩日两队的主教练特鲁西埃和希丁克，在世界杯上分别弃用了李东国和中村俊辅两名在球迷心目中颇具威望的球星，舆论和球迷当时都无法理解，但现在可能就理解了。落选世界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具备一定的实力，只是因为他们与球队的技战术需要不够吻合。一切的努力都取决于个人，中村俊辅上赛季在意甲雷吉纳队通过自己的优异表现而成为该队的核心，李东国也在世界杯后重返韩国队。李明和申思在联赛中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感情上指责米卢，但在球队的技战术需要方面是没有资格对米卢指手画脚的。即使李明和申思去了世界杯，中国队也一样是三战皆输。中国队的成败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包括我们所企图依赖的米卢的神奇。
米卢在中国队最后一仗输给土耳其队之后，向世界各国的记者发表了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为中国队的未来做打算的言论，在当时是受到批评的，认为是米卢在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世界杯归来后，米卢更是受到了来自官方的批评，那场对于中国足球的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对米卢的个人批判。“六四开”的米卢有些“灰溜溜”地告别了这块他为之带来了自己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成就的东方古老的土地。
“态度决定一切”，是米卢在中国的日子里所带给中国足球最重要的理念。“快乐足球”，也是中国足球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李铁、孙继海、邵佳一在欧洲赛场驰骋，安琦、杜威、肇俊哲、杨璞、徐云龙等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我们绝对应该感谢米卢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努力。固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米卢也有自身的一些缺点，加上东西方观念上的差别，他与中国足球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隔阂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他的“城市中心论”思想所产生的对于大连足球和上海足球的不公平；例如在中国队阵容调整和人员变动上对待新闻界的处理方式上。但不管怎样，米卢都是一个值得中国足球敬重的功勋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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