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

　　张晓舟

　　1994年，电光火石、暴雨骄阳的一年，爱情、死亡和狂欢，一齐加速。那一年我处在迪伦·托马斯所谓“向着最初的方向最后的城镇昂首走去，要走永恒那么长”的年纪。那一

年4月8日柯特·科本的脑袋像太阳一样炸裂，5月1日塞纳像闪电一般消逝，然后巴西队在24年之后重新夺得世界杯，罗马里奥在领奖台上哭泣，他们打出一条横幅向塞纳致敬。

　　最新一期的《竞赛画报》在怀旧，在告别，在致敬。龚晓跃向马拉多纳，孙朝阳向桑普拉斯，刘宇向乔丹，伊利克向塞纳，一一致敬。忽有弦断琴焚、人去楼空之感，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已永远失去。

　　伊利克引述前F1冠军皮盖特的话说：“在塞纳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年代，我们是靠驾驶赢得比赛。现在，不再是最好的车手赢得比赛，而是赛车里拥有最好的电子设备的家伙获得胜利，高科技是现今真正的驾驶员，车手只是那些设备的助手。”

　　塞纳和舒马赫，谁才是史上最NB的车手？这很难置评，首先两个不同时代的车迷各有自己的选择。其次死人和活人难以比较，而塞纳死后，也再没有F1车手死于赛道。但从塞纳到舒马赫，确实涉及到时代精神的变迁，塞纳固然借助了死神的加冕，但他才是定义赛车这项运动本质的不二人选，赛车的本质并不是香车美人的中产阶级意淫，也不是（至少首先不是）汽车制造商的高科技竞赛，赛车的本质不是和生命比速度，而是和死神抢谁更快。没有冒险和惊奇就没有刺激，这差不多是所有竞技体育的灵魂，而赛车提供的，正是最极端的刺激。

　　所以马拉多纳赞美塞纳是速度之神，“别的车手在下雨天会减速，他却越是下雨越要加速。”老马去圣保罗时专门跑到塞纳墓前献花，没有什么阿根廷人和巴西人的宿怨，只有英雄识英雄的悲歌。

　　或许舒马赫的驾驶技术也大大促进了科技改良，但他的成功还是太依赖于高科技的保驾护航，而塞纳，多么像一个赤手空拳的孤胆英雄，他死那天，甚至在发车时有意摘下了头盔。在舒马赫一统江湖，F1悬念和趣味大为减少的今日，人们更加怀念塞纳，小舒马赫赶不上哥哥不是有意让他，也未必是技术的差距，关键是他没有超车的冒死勇气，而当年，每一个领先者都怕塞纳，因为他清楚，塞纳会奋不顾身地超车。

　　所谓大智大勇。凭一己神力，痛快淋漓光明磊落地战胜对手，这似乎已成古典神话。科技使人惜命，金钱导致苟且，整个竞技体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全盘功利和保守。足球流行战术犯规，流行假摔，防守重于进攻。甚至在拳击或斯诺克领域也是如此。马克·威廉姆斯的冒险精神远不能和亨德利时代的高手相比，亨德利敢于玩高难度技术，如今的斯诺克选手更多地考虑不要出错。阿里之所以是拳王，是因为他非要击倒对手不可，哪怕为此先被人揍个半死，也能凭借超强的抗击打能力先消耗对手再后发制人，巅峰时期的泰森也有一股一上台第一秒就想击倒对手的狠劲。到了霍利菲尔德时代，大家更多地靠点数犹如抽签一般决胜负，而现在刘易斯甚至要靠医生获胜，连拳击都变得如此无聊。

　　在科技万能、金钱万能的背后，人类是否在退化？

　　1994年佩雷拉捧杯，仍然挡不住小部分巴西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这支巴西队“背叛了桑巴足球”，他们不像塞纳那样赢得如此漂亮。巴西球迷是世界上最难侍候、最可爱也最可恶的球迷，但他们确实苛刻而挑剔地道明体育比赛的本质：过程和结果是不可分的，胜利的结果不能排斥过程的愉悦。其实佩雷拉当年有梦幻组合、如今仍有3R，也许20年后，当足球变得越来越功利实用越来越无趣，你才会怀念他，实际上他一直在捍卫桑巴足球的基本理念。在打美国队之前，他和队长埃莫森发生了一点争执，埃莫森要求队友多运用一些战术犯规。佩雷拉却不同意：“别忘了我们是巴西队。”罗纳尔迪尼奥的浪漫主义更为彻底，或许以他的标准衡量，阿德里亚诺打进美国队那一球犹如“一次糟糕的性爱”，因为进得太容易，不漂亮。

　　幸好还有克鲁伊夫这样挑剔的评论家，幸好还有罗纳尔迪尼奥这样挑剔的球员。

　　米兰·昆德拉的《缓慢》其实是一本了无新意的平庸之作，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因而失去了韵味——这个基本观念照抄了本雅明大半个世纪前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的观点。《缓慢》的观点套在赛车上就不对劲，塞纳是越快越有味，即便坐在马车上，我也能品出这死亡加速度呛人的油烟味、火药味。

　　这股味道在我头顶，久久不散……

　　克鲁伊夫、济科、马拉多纳、塞纳……喜欢他们的时候我正当骄阳岁月，但他们在我的前方，始终是苍茫落日。那个年代的人，摆脱不了一层悲剧色彩，更触及宿命、抵达终极。塞纳葬礼上，顶尖的F1对手为他抬棺，走在前面的是他的好友和最大的对手普罗斯特，在电视上目睹此情此景，潸然泪下时心想，棺材里的塞纳，此刻一定还是很孤独，很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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