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安家休斯敦当了爸爸

　　又是新的一年。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从工业城市底特律到海滨城市圣地亚哥，再到位于得州深处的休斯敦，索菲跟着我一路奔波。说实话，搬迁到南部，一开始我确实有很多担心。以往结识的朋友中很少有南方人，我对南方几乎一无所知。

　　我和索菲在休斯敦西南的一个居住区找到了自己的新家。之所以看中那个地方，是因为居住区的周围有饭馆、有购物中心，生活相对便利。当时我们家还只有一辆车，居住的地方需要交通方便，这样我开车去训练或比赛，索菲就不至于被困在家中，出不了门。

　　我们发现休斯敦人很热情，而休斯敦的夏天也出奇的热。记得初到休斯敦是在8月，气候闷热，下午总会下场暴雨。夏季的休斯敦，根本无法在户外活动，我们只能躲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初到休斯敦的人，无法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很容易得病，我和索菲也没有例外。但我们终于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

　　在帮助我们克服种种不适应中，篮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火箭的新教练温特对我不错，我从一名很少有机会上场比赛的新人，变成了火箭的先发小前锋。1971-1972赛季，我们成为了休斯敦火箭最早的一批球星。还记得在休斯敦的第一个主场，我们迎战的对手是费城，那天索菲开车送我去赛场：航空礼堂，当时我紧张极了。索菲就开始给我胡乱编故事，她指着墙上留下的5个便士、硬币模样的东西说，“这个便士是让你去抢篮板的；这个便士是让你去防守的，第三个便士是教你如何站位的……”我开始大笑，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火箭在休斯敦的首场比赛输了，但我全场拿下职业生涯最高的28分。从那之后，我总是缠着索菲讲那些关于便士的故事。有一次我去客场打比赛，我急着往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可一直占线，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就在大巴开往赛场的前几分钟，我又一次跳下汽车，跑到公共电话亭，但电话仍然占线。我告诉接线员：“切断我家中的那个电话，就告诉说这是一个紧急电话。”当我费了半天周折，最终与妻子通上话时，我已经快要出发了，“赶紧给我讲那些便士的故事，否则我就要来不及了。”等索菲讲完，我像是一个终于吸上一口大麻的瘾君子，那种满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火箭在休斯敦的第一年，处境可以用“艰难”两字来形容。新老板对球队提出了很高要求，他们希望球队成绩大幅度提高，但从物质条件来看，火箭的困难确实很多。首先，我们没有自己固定的主场。先是在航空礼堂，后来又到休斯敦大学球馆，我们还先后在圣安东尼奥、埃尔巴索以及华歌等地方打过主场，每次打主场，我们感觉不到主场的优势，因为我们要经过长途跋涉的旅行，另外赛场内的观众，也并不一定都支持火箭，有时他们反倒为湖人或是纽约尼克斯那样的球队加油。

　　创业是艰难而漫长的。1972年6月23日，火箭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交换出头号球星海恩斯，并从巴尔的摩换来杰克·马林。这个交易引来了很大非议，但后一个赛季，我们的常规赛成绩并没有下降许多，只不过比海恩斯效力时少胜了一场。

　　赛场外，我们希望在休斯敦人心中逐渐培养起篮球情结。火箭在休斯敦开创了第一个纪念品商店，为了推广宣传，全队队员经常要光顾商店，给球迷签名、与他们交流。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样一件事：那一天去商店的球迷不多，都是一些小孩，其中也有一位满头银发、长得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走过来说：“我真的很敬佩和热爱你们，请问能与我合影吗？”我赶紧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她对我的身高很吃惊，“你长得那么高大，又是怎么将自己塞进宇宙飞船里去的？”天啊，她显然将休斯敦火箭的队员，当成了全美宇航中心的宇航员。至于NBA，什么NBA？她根本一无所知。那是一个尴尬的场景。

　　连续三个赛季，火箭的常规赛胜率都在50%以下，而且都落选了季后赛。不过这三年中，还有许多值得纪念的回忆。1973年12月初，索菲给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我当爸爸了。此前从超声波扫描中，我们已得知那是个女孩，我俩给她起名“尼科”。但我还是希望亲眼看到她的诞生。只可惜，我仍不断要去客场比赛。女儿降生的那天，我在费城比赛，遗憾的是那晚火箭还是输了球。当我终于回到休斯敦，我一头冲进了索菲住的医院，正好赶上喂奶时间。护士小姐们抱了好多婴儿，进进出出。突然间，我变得很紧张，内心开始祈祷上帝赐予我一个健康的小孩：有10个指头、10个脚趾。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护士抱着一个满头黑卷发的小孩，长得很像拉丁后裔。我心想，如果我的孩子能长得像她一样健康就好了。结果那个长得像墨西哥小孩一样的婴儿，就是我的女儿。当然后来，她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她的肤色也越变越白。

　　初为人父的那个赛季，也就是1973-1974赛季，对我来说收获颇丰。到了1974-1975赛季，在约翰尼·埃甘教练的率领之下，火箭队第一次冲入了季后赛。约翰尼是个很好的教练，以前他也在火箭打过球，他是1972-1973赛季中期接过教鞭的。第一眼见他，我就很有亲切感。我总对自己说：好好表现，不仅为自己，也为了约翰尼。

　　不过对火箭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6年的夏季。我们获得了头号选秀权，得到了约翰·卢卡斯，那年的10月25日，我们还从布法罗队换到了摩西·马龙，汤姆·尼萨科顶替约翰尼成为了主教练，而我、卡文·穆非以及纽林三人组合，保持不变。火箭的美好前景，已开始显现出来。经过最初的创业阶段，NBA开始变得充满了乐趣。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室友卡文·穆非。在我最初打球的那个年代，NBA球员打客场时，还无法享受一人一个单间的待遇，我们两人合住。

　　其实早在念大学时，我就认识卡文，因为他被《体育画报》做过一个专访。卡文身高只有5英尺9，但他的篮球技艺却令人惊叹，第一次看他打球，我就印象深刻。所以当1970年，我被火箭第一轮选中，而卡文被火箭第二轮选中后，我既高兴又惊讶。照卡文的才能，他完全能成为更高顺序新人，但当时许多NBA球队对他的身高持怀疑态度。能得到卡文，我认为火箭运气太好了，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劫”。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我的新秀训练营很不成功，但卡文却与我正好相反，NBA没有区域联防、强调个人进攻，这一切都太适合他了，主教练汉努也很欣赏卡文，他很快脱颖而出。

　　在圣地亚哥，火箭队中的黑人队员和白人队员相对均衡：7黑5白。教练则希望不同种族的选手之间能搞好关系，所以打客场时，一般都是一白一黑搭配着住宾馆，只有大牌球星海恩斯和朗兹两位黑人球员一起同住。

　　最初我的室友是约翰·特拉帕。是他主动向教练提出要与我同住的，因为他来自密支根，与我算得上是半个老乡。特拉帕也不过是个替补前锋，他的技术还不错，但在我面前，他总喜欢“摆老资格”。他喜欢说：“昨晚我在某节某个时候的那个进球，如何？鲁迪，好好学习，有朝一日，你也能做到。”他在NBA打了好多年，在其他球队中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所以一些晚上，他会出去与哥们聚会，他总要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地炫耀：“菜鸟，今天晚上你就不用等我了，我会玩到很晚……”说话的那种腔调，时间长了，让我很难忍受。

　　与此同时，卡文与他室友、火箭主力拉里·塞吉法德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一次在亚特兰大，我正打算出去看电影。宾馆走廊里，遇到卡文怒目圆睁、满脸怒气，只穿了一身内衣，就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当得知我正要与几名队员出去看电影时，他问：“我能去吗？”事后我才得知，他与室友的冲突升级了。原来塞吉法德对卡文总要严加管束，不让他多看电视，不让他多出去玩。“有时我一个晚上睡10个小时，第二天下午他还要逼我睡2小时。有时实在睡不着，他却还要指责我总翻来翻去。简直无法忍受。”那天的冲突则是因为上厕所。塞吉法德说卡文将尿撒到了马桶圈上，而对他破口大骂。卡文决定不再忍受这位老将的折磨，向教练提出了换室友的要求。于是最后，我与卡文成了室友。

　　与卡文同处一室，我从来都不用担心睡过头，因为他一向很惊醒，听到叫早电话的第一遍铃声，他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并及时叫醒我。有一次我夜里咳嗽，结果是我每咳一声，卡文就从床上跳起来一次，原来他把我的咳嗽声，也当作是叫醒电话了。一直到后来，我还总拿那个夜晚的趣事，去取笑卡文。

　　我与卡文，外表看上去，有很多不同之处：一白一黑，一高一矮，一个内向害羞，一个外向吵闹。但我和卡文却最终成了好朋友。赛场外，我们俩呆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后来卡文认识了一个叫维内塔的姑娘，她安静、害羞，他把她称作“小妈妈”。索菲与维内塔很投缘，她们有许多相同之处：都上教会学校，都由母亲一手带大，后来她俩成了最好的朋友，于是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最后卡文就在我们家的旁边，买下了自己的房子。我的孩子与卡文的三个孩子，是在一起玩耍长大的。

　　别看卡文个头矮，他的精力永远充沛，带伤带病作战，并为球队立下奇功的例子，几乎举不胜举。卡文的命中率精准，创下了罚球89.2%的高纪录。卡文最终入选了NBA名人堂，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如今我的45号球衣，仍高高飘扬在火箭主场的上空。但让我倍感自豪的是，我的退役球衣就挂在了卡文·穆非的23号球衣旁边。此生，我还没有看到过像室友卡文那样勤奋、执着的球员。我为他感到自豪。

　　(未完待续）

　　阎小娴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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