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岩峰报道周末，对于在足协新岗位忙碌了一周的薛立来说，该是转换角色的时候了。回到家里，扎起围裙，她不再是呼风唤雨的足协女高官，和许多普通的女性一样，是要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妻子和母亲。自从她到足协工作以来，几乎没有时间好好地给家人做一顿像样的饭，丈夫时常带着儿子在父母和朋友家打游击。十多天过去了，薛立逐渐地理顺了一些工作头绪，媒体对她追逐也略有松懈，恢复于平静的星期天对薛立的三口之家来说显得格外难得。
顶不起“美女”这顶帽子
从6月11日薛立正式上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周的时间，很多人都很关心薛立在这两周时间内究竟做了些什么，认识了哪些人，最终有没有确定主管的业务范围。记者昨天拨通了薛立的电话，同最初的委婉拒绝相比，如今的薛立虽然依旧小心翼翼，但她还是与记者分享了她的一些工作感受。回顾这些天的工作，薛立并没有感到不适应，足协的一些工作惯例跟游泳中心还是比较类似的，例会、看材料、讨论解决各种方案，唯一的不同就是要应对各路记者：“跟其他同事比起来，我还没那么忙，主要还是先熟悉学习。每天除了参加一些日常会议之外，主要翻阅一些足协的历史资料，了解各个部门的主要职能和具体分管的业务，包括对各个地方俱乐部情况以及几支国字号球队的了解，先有个整体印象，这样等具体分管的任务下来之后就能够尽快进入角色。”
自从薛立到足协后，人们一直期待着她能够给中国足球带来一些突破。关于这个说法，薛立说：“大家把我看得太高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成绩，而是尽量地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定位，只有给自己先定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能谈到怎样去做，怎么样才能做好。”
薛立虽然没有阎主席那样“出口成章”的文采，但也不乏自己独特的魅力。上任以来薛立一直不太乐于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不肯站到镜头前让更多人目睹“美女主席”的风采，究竟为什么？她幽默地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媒体动不动就给女性戴高帽，这个也美女那个也美女，对于年轻的小姑娘来说青春就是美，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说我是美女，真是跟我开玩笑。(笑)说我像宋春丽不假，但我可没人家那风度气质，看了真人大家可能就要失望了，顶着‘美女’这么个大帽子上镜有压力啊！”薛立巧妙地把责任推到了媒体自己身上。实际上这不过是薛立开的玩笑，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她尚没有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定位，她不想对着话筒随便敷衍几句了事：“总局派我到足协应该是来做些实际工作的，而现在大家对我的注意力显然还集中在我是中国足协的第一个女性领导，至于其它反而倒在其次。如果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仅仅是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的话，那以后会有很多机会，可我本人并不希望成为公众人物。归根结底，我只是足协的工作人员，脚踏实地地做事是我的首要职责。当工作确实需要我站出来面对大众的时候，我保证决不退缩。”
尽管在足协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也足够让薛立了解足协的基本运转情况了，薛立告诉记者：“我觉得足协的同事们很敬业，按照正常时间下班的几乎没有，到足协工作以来，我都要比过去的时间晚走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而当我离开的时候，还有许多同志在忙碌着。足协的业务确实繁忙，我想自己也会尽快地为他们分担一些工作。”薛立感受足协和游泳中心最大的区别就是，足协各个部门都那么忙，而游泳中心则不然，部门之间繁忙程度的差异相当大，“不管怎么说，忙碌总是好事，不忙哪来的成绩呢？”薛立说。
不懂不代表就不能管
阎主席刚刚就任足协副主席后曾经坦率地告诉媒体：“我不懂足球，我只看过一场正式的比赛。”薛立上任后也曾说过自己对足球了解不多，而且一个女性在男人横行的足球圈里做领导，往往会面对更多的苛责和更高的要求。“有人认为，不应该让不懂足球的外行当足协领导，您同意这个说法吗？”记者问道。“就目前来说，我的确不懂足球，可同样我并不认为只有懂球的人才能做好副主席的工作。我不否认，如果一个熟悉业务的退役球员到足协工作，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但懂技术和懂管理根本是两个概念。我不会因为不懂足球而胆怯，我相信体育管理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知识和经验会从实践中得来的。”
初涉足球圈，薛立坦言心里“很不平衡”，社会上很少有人关心跳水的“5335”“109C”是怎么回事，尽管跳水是奥运会金牌大户；可中国足球44年才冲进一次世界杯，却拥有数以亿计的球迷。“这两项运动的群众基础不同，足球的商业化运作和职业化进程决定了它的火爆，这点是很多奥运金牌项目比不了的。所以，想干好足球，不是单纯的懂业务抓训练就能搞上去的，很多因素都要考虑。”薛立说过去她分管的项目成绩好并不完全在于她的领导，她只是起了辅助作用，恰好统领的又是一个有传统优势的项目。“6年里，我从一点不懂到学会了跳水、花样游泳技术动作的各种术语，有时间还写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但直到我离开，我还是一点不会跳水和花样游泳。我想做足球的领导工作的思路，也该有些大同小异吧？”话虽如此，好学的薛立还是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利用在香河基地开会的机会，她看了几场国青队的比赛，还跟教练和队员们聊了聊，“比赛的很多场面和打法我不能完全看懂，但我知道我们的教练和队员们都非常努力和执着，足球圈很大，在这个圈子里生存的并不都是像国脚和甲A球员那些收入高的阶层，还有不少球员和教练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着。作为女性和母亲，我更关心的可能不是怎么能多进球，我更关心可能会是怎么能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更专心地踢球，我们要的足球不仅仅有成绩，还要有很多人性化的东西。”薛立还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会跟足协申请去地方看看，她相信多了解那里的情况对她了解中国足球的现状会有更大的帮助。
把后半生献给足球
薛立家住在北京刘家窑体育总局大院里，距离足协只有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薛立开一辆白色的国产起亚千里马上下班，过去她是上下班比较准时的一个，现在到足协工作了，她回家的时间则显得不太规律，幸好车位是固定的，不必为找车位发愁。
薛立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儿子上初中，最初知道妈妈到足协工作能管足球队之后还曾经拍手叫好，一直支持妻子工作的丈夫也没什么异议。儿子高兴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妈妈对他放学踢球不回家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了，第二是可以让妈妈帮他要一些球星签名了。但过了没几天，薛立儿子的热情就落下来了，妈妈不再按时地催促他回家是因为妈妈工作太忙，根本顾不上他；回到家里经常是爸爸在做饭等着他；家里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十有八九都是找妈妈的。“我真有点过意不去，没想到自己一调单位把家人都给连累了，这段时间家里没怎么开伙，爷俩常常去奶奶家蹭饭。还有电话太多，吵得儿子没法做功课，拔了吧又怕朋友找不到。儿子开始给我提意见，后来干脆说我是好妈妈变坏妈妈了。”薛立平时很关心儿子的功课，现在这项任务也交到孩子爸爸手里，有空她就捧着本足球方面的书读，现在正在看王俊生写的《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丈夫能够了解薛立，有空的时候也会给她讲讲自己知道的足球知识，陪着她看看电视转播，“他比解说员说得还明白，定位球和越位我已经明白了，就是战术体系还有点复杂，我还得好好学上一阵子。”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作为后盾，薛立工作起来要轻松许多，在她看来，对家人心怀歉疚要比得不到理解要好得多，“坏妈妈就坏妈妈吧，只要不是坏领导就行了。”薛立说她这个“坏妈妈”可能会越来越坏，“因为我打算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给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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