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的5月开始，我身兼专职党委书记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中大致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迎接奥运会的任务，从2000年5月到2000年10月；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11月到2001年3月，为整顿足球界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3月1日到7月13日，整整四个半月的时间在中央党校学习；第四个阶段是从2001年7月到2001年12月，正是亚洲“十强赛”；第五个阶段是从2002年1月到5月。
尽管中国女足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惜败奥运冠军挪威队，但是女足姑娘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赢得了人心。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都给予女足以高度的评价。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赛前规定，凡是签订协议书而未完成任务指标的管理中心主任将受到通报批评，如果有重大失误，还将给予行政处分。中国女足与国家体育总局签订的协议书，指标是前三名，结果只获得第五名，没有完成任务。因无大的工作失误，按照协议规定只进行通报批评。此时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已经是阎世铎，受通报批评的自然是他。这是代我受过，我很过意不去。到足协工作仅半年的时间就挨批评，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但是，阎世铎很大度，认为这是在执行制度。其胸襟之宽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以最大的热情和力量来支持阎世铎的工作，为了事业，也为了他和我。我明白，我们两人的工作搞好了，“一荣俱荣”；工作搞不好，“一损俱损”。在此期间，我积极发表意见，而且往往是首先发表意见，不怕被否定，只要对足球工作有利，即使十条意见采纳一条也无妨。我希望他放手大胆地干，不要顾忌我会怎么想。我们俩人配合得相当好，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观点总是基本一致。
在这一年多中，重大决策比较多，其中有三项决策对全局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项重大决策是“停止升降级”。
当时有三种设想，第一是甲A、甲B全部停止升降级，进行全面整顿。这是用急药的方法，好处是能治理足球界的许多问题，而且奏效快；缺点是猛药可以治人也可以毁人，故担心对整个足球市场的破坏太大。第二是甲B照常升降级，甲A不降，这是缓药，其目的是先稳住一头，力量可以侧重在甲B身上，突出重点好管理；不足的是，甲A比赛有可能不精彩，把观众打跑，把赞助商吓跑。第三是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赛事调整，第一年只升不降，第二年只降不升，第三年恢复正常，第四年改革赛制，创建中国新的赛制——“中超联赛”，其好处是逐步地达到目的，同时退中有进，或称退一步进两步，最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对改革的整体进展来说是好的。但对足球市场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需要实践检验，这是风险型决策，需要魄力。
经过大家的共同研究，对第三种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提出了暂停升降级、搞好超级联赛的准备和工作重点转移到青少年训练和培养的决策。由此可看出阎世铎确实有较高的战略思维和决策魄力。
第二项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决策，是中国足球协会中层干部及部分一般干部的“交流”。
干部交流是中央组织部为更好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执政党的威信和干部本身的素质而采用的培养与管理干部的措施。在“交流”的同时，对足协原有的机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女子部、开发部、2003和2004办公室、注册办公室等，后又增设了中超办公室，重点负责中国超级联赛的全面筹备工作，由竞赛部原主任郎效农担此重任。这些调整，为足球协会实施集约化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不同意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进行足球环境之外的交流，起码目前还不是时机，除非“提拔”使用。这样做对干部是负责任的、信任的。尽管有些人对交流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感到对新的岗位不适应或者不喜欢，但以后他们会真正感到干部交流对事业、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第三项决策是国家队主教练的重新选择问题。此项决策更为重大，对全局必将引起较大的震动。
2002年世界杯是在日本和韩国举行，两国不参加预赛而直接进入决赛阶段的比赛。这对中国队来讲无疑是一次十分有利的机会。2001年6月抽签时，中国队又幸运地避开伊朗和沙特两支强劲的对手，而与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在一组，这无疑更增加了中国队此次亚洲出线的机遇。如果在如此有利的外部条件下，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而又葬送此次机遇的话，中国足球在国内和世界足坛的形象将是毁灭性的。
与大好的机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家队的表现，他们在小组预赛中的表现是我国男子足球队历史上赛前状态很不好的一次。如何尽快调整好队伍，在最后的二十天内把运动员的竞技状态调整到最佳程度，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技战术水平，迎接这次“十强赛”，赢得这次难得的机遇，是中国足球协会要急切解决的问题。问题的焦点自然集中在米卢的身上。
有三种方案供大家选择：其一继续信任米卢。对他加强引导和管理，成立技术委员会，对其训练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检查，加强中国教练员的必要权力，更好地协助米卢搞好赛前准备工作。一旦比赛中发生问题，中国教练员随时顶上，沈祥福是最好的人选。我曾建议阎世铎亲自带队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考察沈祥福的能力。其二是坚决地替换米卢，由中国教练员顶替。主要原因是国家队比赛表现欠佳且队内混乱，对他的信任度降低，以此种状态迎接大赛，想要出线十分困难。但是，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所以此种方案要慎之又慎。其三是继续留任米卢，由一名中国教练为执行教练。给予中国教练必要的训练权和指挥权，但他要与米卢配合好，充分尊重米卢的建议，搞好目前的训练和比赛。此种方案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但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可能此种办法是比较好的，关键在于领导的艺术和中国教练与米卢的配合情况。
上述三种方案，我倾向于第一方案和第三方案，而在这两种方案中，我更倾向第三种方案。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对第三种方案稍加修改，任命沈祥福为中方教练组组长，直接与米卢相配合。米卢是个很聪明的人，实际经验十分丰富，他已经看出中国人对他不太信任了，他要用适应中国人的做法，找回人们对他的信任。于是，他全力和中国足协相配合，支持和鼓励沈祥福出任中方教练组组长一职。
后来，沈祥福工作出色，十分准确地把握和执行了中国足协的战略意图，不仅有效地团结了中方教练员，并且成功地与米卢配合，为国家足球队冲出亚洲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项带有极大风险的重大决策换来了巨大的成功：职业联赛如期举行；热情的观众依旧痴迷足球、支持足球；足球市场没有遭到冲击与破坏，依然火爆，而国家足球队成功地取得世界杯出线权，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中国足球协会的整体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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