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之战的电视转播，令人不能淡忘的有两个镜头：一是霍顿站在场边，焦急地向队员喊着什么，鼻子上的汗清晰可 见；另外是王俊生同志斜倚在贵宾席的一张沙发上，表情木然。无庸讳言，在当时，中国国奥队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身为主教 练的霍顿扮演的是副连长靳开来那样的角色（部队里敢死队队长的最佳人选），他感受和承担的压力无疑要超过负责“抓总” 的足协副主席王俊生。时过境迁，眼下正在北京听候处理的霍顿倒是可以放松一下了，他把考核的难题留给了足协。同时，随 着球迷不满情绪蔓延，王俊生却要如坐针毡：处理霍顿这个“连副”不难，足协的经济利益难免受损；保住霍顿也容易，又让 谁去当球迷的出气筒呢？于是，在15、16日召开的看似民主的“公审大会”适时地产生了。

　　霍顿是名外籍主教练，与戚务生带领国家队时享有的待遇类比，他的职权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局级干部”。一般来说 ，国内对干部的考核相当严格、规范。单位的人事部门不但要对他们的业绩、资历进行全面认真的考核，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以观其人心向背。

　　足球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项目，因此成王败寇式的“业绩挂帅”考核方法最为常见。反正有的是教练，你不行换他。这 一忽略过程、只看结果的妙法早已被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老总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君不见本赛季尚未结束，就有徐根宝、高 洪波、国作金等十几位教头如走马灯般下课。按照这种考核方法，霍顿九强赛后定然是要下课的。只不过足球比赛中蕴含的偶 然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霍顿带领国家队时能不能出成绩。毕竟，我们聘请霍顿的初衷是让他领军征战2002年世界杯。

　　另外一种考核教练的方法则是纯粹的“民意挂帅”。还以霍顿为例，假如条件允许，足协肯定恨不得马上在国内搞个 霍顿下课的民意大调查，哪怕倒霍的和拥霍的人数只差一个人，按照调查结果行事也是“安全可靠”的：反正我的做法符合相 对多数派。但是这种做法带有“跟着感觉走”的嫌疑，并不能保证一定公正。万一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那岂不糟糕？

　　何况霍顿九强赛栽了，他要负的只是有限责任。因为九强赛前，足协并未给霍顿提出明确的目标，霍顿也并未找足协 立下响当当的军令状。想当初，霍顿领军参加亚运会足球比赛前，就从足协领过“头名状”：亚运会打进半决赛。结果霍顿超 额完成任务，为他在中国的执教历程开了个好头。至于本次比赛霍顿没有任务压力，这也不难理解：足协不给霍顿定指标，也 是在给自己留退路。这样，即使输个干净，一个“二流论”或是“正常说”就可以把事情摆平。至于霍顿，他下不下课与我足 协何干？这种高招可能得益于官场上上级只需使一个眼色，下级就体贴到位地把事情给办了，但此法着实不适用于绿茵场。

　　说来说去，考核教练的最好方法可能还是数字。众所周知，NBA是最注重数字分析的。这如同国内在处理分房子等 “打破头”争的难题时采用的算分法。双职工加几分，高级职称加几分标得清清楚楚，分得明明白白，到时谁也说不出闲话。 就连由于夫妻分居要申请赴港澳定居也是实行数字化考核的，分居一天算0.1分，累计182.5分得到申请资格，再按分 值排队，绝吧？因此，眼下我们不妨多从统计数字的角度审视、考核霍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管何时何地，数字是不会 撒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