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10月1日17：47分的大连人民体育场，在甲A中奋战了七年的吉林敖东队(尽管这支球队曾先后使用过吉林三星、延边现代汽车、延边敖东和吉林敖东四个队名，但吉林敖东是其七年甲A联赛行程中的最后一个队名，我们姑其这么称呼吧。)终于走完其历史脚步。明年将和功亏一篑的同省球队长春亚泰队在全国足球甲B联赛中“胜利会师”。对于这支经济实力不足、地处边远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职业联赛创始球队之一的降组，多数人在一声叹息的同时会报以更多的怜悯与同情。

　　体制决定动向

　　从94年开始进行职业化改革以来至今，整整七个年头。虽不能说中国足球改革已经完善到家，但起码也是初见成效，延边足球俱乐部却是一个大大的“特区”。职业化改革的标志之一——俱乐部的成立，仅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而已。延边州体委仍是俱乐部的绝对领导，仍未能摆脱官办球队的束缚。与其它足球俱乐部的头头脑脑类似“董事长”、“总经理”的称谓不同，延边足球俱乐部的一把手却被称之为“主任”。仅从这一特定称谓我们便不难窥见延足的计划经济产物本质。

　　现在的延边足球俱乐部还停留在仅仅出卖球队冠名权的最初级阶段。不能说这种现状与汹涌澎湃的改革大势背道而驰，但这单纯的企业输血形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就像人家已经开始使用枪炮，我们还使用大刀长矛一样，占据“比较优势”的人家一定会打胜仗。政治经济学上讲：“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亦然。”现在的延足俱乐部生产关系显然不能适应延足生产力的需要。可以说延足在甲A六年屹立不倒是对职业化改革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鞭挞，能在甲A中生活六年已是奇迹，落后的生产力使敖东队今年的降组成为历史之必然。在这里我们还要由衷的感谢为敖东队过去能顺利保组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拼搏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重组俱乐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现在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体制中，除八一队外，主要有股份制、集团子公司两种模式，由于延边整体经济实力的缺欠，不大可能有企业愿意接手。几乎是惟一人选的敖东集团前不久已经明确表示在足球经营领域自己是个外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已成为惟一选择，在延边现阶段的历史形势下，让延边体委退出经营是不太现实的。延边体委可以作为股东之一，现在重要问题是寻找其它股东。

　　股份制改造也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能发行股票，后者可以发行股票，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初级阶段。职业化足球最发达的欧洲各大俱乐部基本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延足想一步登天是不大可能的，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显得更为实际。

　　破解“隔年没落”与“流星”之谜

　　吉林队(吉林三星、延边现代汽车、延边敖东、吉林敖东)有隔年没落的怪现象。93年在中国足坛红透半边天；94年甲A第10；95年曾排名榜首，最终得了个第8；96年又涉险保组成功；97年再次震撼中国足坛，获得联赛殿军；98年则再次艰难保级；99年的吉林队屡次上演“巨人杀手”的好戏；世纪甲A却掉到了甲B。敖东另外一大怪就是以往几个赛季，敖东队都会冒出一个或两个“星”来，但他们都是“流星”，在辉煌过一把之后，就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这样的人物有李时锋、洪淳九、李灿杰、黄东春、千学峰、郑东七、王光伟等。

　　这两大怪似乎构成了敖东队参加联赛的全部，二者几乎缺一不可，只是今年没有飞逝的“流星”敖东队却降了级。两个谜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隔年落差”。敖东队的班底——当时的吉林队是在93年崛起的，那时是基于各队对自己缺乏了解。而到了94年，自己的技战术特点已经被各队烂熟于胸，在自己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当然威力不如从前。在没落一年之后，延足人士又开始了艰苦探索而稍有起色之后，球员、俱乐部又开始盲目自大，放松了警惕，结果就又重复了失落的轮回。想当年，李虎恩的孤傲与目中无人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崔教授在延边辉煌过一年后也未能幸免遇难，这里的原因有自身的，但俱乐部和球员的因素才是主流。至于“流星”之谜其实很简单，可以用“他们的个人能力不够”一言以蔽之。在别人疏于防范时能大放异彩，而被别人注意后则变得灰头土脸。名声有了，骄娇二气又滋生起来，场上不愿与队友配合，训练时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成为飞逝的“流星”也就不奇怪了。当初固执的霍顿在舆论的重压之下就是不选敖东队小将入队，现在看来他“固执”的很有道理。自从高钟勋、金光柱、李红军之后，敖东队已多年没有国脚了。证明本队球员个人能力有着极大的欠缺，走整体之路是敖东今后发展之本。

　　后备力量的“矮人一头”与“大龄平庸”

　　足球从娃娃抓起已经提出了很多年而俱乐部真正落实还是近几年的事。98年延边足球俱乐部破例把自己的二、三线队送到朝鲜镶金。但结果却差强人意，以这支球队为班底的延边白头山队在今年的全国足球乙级联赛中连北区预赛中都未能出线。现代足球越来越讲究个人能力与身体条件。在广东宏远队降组之后，吉林敖东队就一直孤独的霸占着甲A球员员平均身高最低的纪录。这也使敖东队的进攻套路过于单一化，以至于被迫放弃上三路，只能打脚下球。原本我们希望通过二队的补充能够改变窘境但事实却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敖东二队(白头山)场上主力除队长全豪、守门员尹光外其余的队员均在一米八以下。看来延边的基层教练在选材上肯定有问题。

　　如果论足球运动的普及恐怕全国没有几个城市能比过延边，这里的孩子、青年人几乎人人都会踢球、都在踢球。但他们大多停留在“玩”的程度之上而并非真正的“踢”。“玩足球”和“踢足球”毕竟有本质区别。这就造成了“足球运动水平高低跟常年从事足球运动的人数的多少成正比”的理论相饽的特殊现象。在中国足球的基层比赛中如“贝贝杯”延边的夺冠次数很多，去年由金光浩带领的敖东队甚至还夺得过小甲A的冠军。长大后的延边球员到参加U19、U21联赛时却经常是小组都不能出线。小时候还可以而长大以后却边成了庸材一个。这与非洲球员早熟亦早衰的现象颇为相符。这也正是敖东队除高钟勋以外，从来没有“枯木又逢春”的老将原因之所在。延边足球的未来还是今天这批小球员的，但愿“小甲A冠军们”不要再重复昨天的故事。(陈涛、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