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我们忽略的细节。

　　中韩之战前，国际足联副主席韩国人郑梦准悄然抵京到现场观战。比赛开始之前，郑梦准把亚足联一位管裁判工作的副主席叫到了面前，并向他了解本场比赛的裁判情况。

　　那位后来告诉我此事的懂韩语的朋友从韩国人那里了解到，郑梦准与亚足联副主席之间的谈话虽然是官话，但软中带刺地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裁判要是太不像话，我会找你的麻烦”。

　　听到这件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深深的羡慕，羡慕韩国足球有这样一位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的领军人物，韩国足球在亚洲足坛的地位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水平，同样也取决于领导人的精明，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我们多年来却早已习惯了遭遇暗算徒作义愤状，连一个小小的黎巴嫩也可以给我们制造“14比2”的尴尬，可我们的精明却只是表现在挖空心思研究该拥护谁当国际足联主席、然后一旦站错队了又万分沮丧的小市民心态上。

　　换句话说，同样的比赛如果改在韩国进行，我们除了再多一千遍地嘱咐球员“服从裁判”，又还能做些什么呢？国奥兵败汉城那天，当郑梦准与王俊生并肩退场的时候，我就曾被郑梦准的不怒自威和王俊生的颓然神伤之间的强烈对比所震撼，那是在同处本国足球权力核心的两位领导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绝不相同的命运。

　　李章洙在预测中韩之战结局时说：“韩国队多半能赢，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话。”很明显，这个“因素”就是曾经让李章洙愤而喊辞的根本原因。

　　中国足球足以引起韩国人的重视，否则郑梦准不会亲临现场，但中国足球却无法引起韩国人的尊敬。也许在我们的参与者和管理者面对这些“因素”束手无策时，在亚洲足坛，我们的地位其实已经变成了“马来西亚第二”。

　　中韩之战后我与一位足球经纪人聊天，对方告诉我，现在会在工作中经常碰到外国人问他“中国联赛的裁判到底怎么样”，这算不上什么奇怪的问题，就像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的塔瓦雷斯和彼德洛维奇等人经常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们准备了一周却发现结果是早就定下来的，那么我这一周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的困惑是带有传染性的。

　　乌拉圭佩纳罗尔队的那位主教练五年前曾说：“中国足球这样下去没有希望。”他的谶言还将应验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五年过去了，希望却是越来越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