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足坛弥漫着一股令人烦躁郁闷的空气，国安退出风波刚刚平息，甲A各大赛场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官哨”、“黑哨”声。显然中国足球并没有因为进入新世纪而一扫纷乱浮躁的氛围，而一切矛盾纷争的最后指向都是中国足协。

　　说起来，不论是企业扬言退出也好，假球黑哨肆虐也好，在这几年的中国足坛都不是新鲜事，能够再次形成强大冲击波，无非是事发更早、来势更猛而已。以往一般都是在秋天盘点时，那些在正规战场失意的俱乐部才急起发难，希望以盘外招挽回败局。今年，在赛程尚未过半时，矛盾就白热化了，国安方面一度公开扬言要与中国足协力争到底，隆鑫老总程鹏辉也声称“忍无可忍”，而颇受人敬重的彼德洛维奇气急败坏地追逐裁判，也是人们从未见过的。

　　就具体的个案而言，李章洙怒辞帅印似乎有以退为进的意思，眼看在中国两三年辛勤劳作已到收获时，李章洙哪肯一走了之，但不闹一场，隆鑫岂不更受“歧视”这种俱乐部与主教练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双簧戏是很多人所熟稔的，申花自然也运用自如，这边老彼德大叫大闹，那边俱乐部进京小组已经启程向足协示好。于是比当初高珲大闹赛场情节更严重的彼德受到的处罚比高珲轻得多，而倍受舆论抨击的裁判们也记住了，今后吹申花队的比赛得小心些。

　　在这些事件中受损失的俱乐部之所以得不到广泛同情，是因为在另一些场合，它们曾因此受益。例如，在前几年还叫前卫队、还大把花钱的隆鑫队曾以靠点球制胜或扳平而“享誉”足坛，同时去年甲A最后一轮“渝忱之战”的丑陋也令人难以释怀。北京国安退出风波被称之为闹剧，除了有小题大作之嫌外，越来越多的批评指出，国安不先“安内”却搞“退出”足坛的闹剧并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谅解。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足协作为中国足球最高管理者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应对举措更难令人满意。王涛的红牌本来就有点免强，再追加处罚自然会让国安气愤不已。实际上，很多处罚，如果严格按照规则可能确实没多大异义，问题是，同一裁判在同一场比赛以及前前后后的很多比赛中并不是运用同一标准，有时这标准还相差很大，因此当事人绝难认同这名裁判是清白的，而足协有关部门事后的裁定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多重标准”这一事实，这种片面的裁定当然不能服众。

　　一场比赛的输，一次判罚的公正与否本不足以促使那些投资数千万的大老板决意退出足坛，即使威胁也罢。当年的王健林也好，如今的李士林也好，怒发冲冠的真正原因是现在的职业足球令他们非常不爽。而在他们看来，职业足球步入“伪职业化”的根源，在于足协既想得利又不愿推进深层次的改革。例如职业足球联盟千呼万唤还不出来就令他们耿耿于怀，数年前在各界呼吁下足协也曾酝酿成立类似机构，但其方案简直就是足协职业部的翻版，只不过加进若干俱乐部代表而已，当时就有人丢出一句话，这样的职业联盟还是不搞为好。果然，在职业足球进入第7个年头时，职业联盟还无影无踪，中国足球仍然按原来的利益关系、管理体制和竞赛体系运行着。

　　但是，中国足球的投资主体已经由国家政府转换为各类企业公司，那些投资几千万乃至上亿资金的企业不能接受的是，足球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还掌握在一个行政事业单位手里，进而使它们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有烂帐的危险。足协与俱乐部各种形式的较劲愈演烈，几度演化成公开叫板的危机。

　　显然，不从改革发展角度着手，中国足球永远是不断理还乱，那些个案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但万达退出风波、国安退出风波真的会不了了之吗？连他们自己都说没完，更没有理由断言今后不会出现类似事件。所以，要使中国足球健康发展，要保住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社会安定，回避体制矛盾，捂着盖并不是长久之计。

　　新千年刚刚开始，甲A联赛也只是进入中盘，如果不直面现实，只怕下半年的局面更难应付。中国足协新领导阎世铎上任后，一直在广泛地调研考察和听取意见，确实，中国足球界是到了系统总结改革成果，全面深改革，突破体制瓶颈的时候了。亦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