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乔利奇黯然登上了回国的旅程，结束了他在北京4个月的执教生涯。尽管走的时候，他依旧是北京国安 队的主教练，但这仅仅是名义而已，或许，再见时，就像乔利奇曾说的那样，他已经是南斯拉夫国家队的主帅。从去年12月 15日来到北京，到今年4月5日在国安香河训练基地被宣布下岗，乔利奇改造北京国安的计划实施了不到4个月便告结束。 于是，严厉的，雄心勃勃要带给人们一个新国安的乔利奇成了北京烤鸭的俘虏，忘情于北京的美食之间。

　　4月6日，北京的天空被风沙染成土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安俱乐部小白楼的会议室里，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常 务副总经理杨祖武对坐满了一屋子的记者说，乔利奇从南斯拉夫远道而来，把国安队成绩不好的责任全归咎于他不公平。乔利 奇水平不低，但和国安队磨合水平的问题，就国安队目前情况来说，完全把国外职业化的东西照搬来，无论是队员还是俱乐部 都有差距，这或许就是我们中国足球总也冲不出亚洲，中国甲A联赛水平不高的原因所在。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1999年12月17日下午2：30，乔利奇第一次和国安队的队员及北京的新闻界见面，在见面会上，每点 到一名国安队员，乔利奇便会说出在他观看过的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中，这名队员的场上位置。当时的感觉，乔利奇的脸上总是 挂着浅浅的微笑。

　　在这次和不久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乔利奇反复强调着，2000年的甲A联赛将十分激烈，我要带给北京人一 个全新的国安队，全新的风格，全新的打法。另外，现在南斯拉夫籍主教练在中国甲A球队中有5位，我即使不能成为第一， 也希望不是最后一个人。那时的乔利奇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或许，北京国安俱乐部当时请乔利奇的初衷，便是希望他能改造 北京国安，重新塑造一支国安队。在其后的日子里，乔利奇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毫无商量妥协的余地，就像他在甲A首场负于 大连实德队后说的：俱乐部请我来是让我改造球员，而不是让球员改造我，我今后只有更加严厉。事情发展到这里其实再明白 不过：一根筋的乔利奇并不适合北京这座城市包容中有些圆滑的性格。

　　与其说乔利奇下岗是因为球队成绩不佳，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金志扬和沈祥福时代，三连败都曾经出 现过，但北京国安和它的主教练都安然度过了难关。而乔利奇早在联赛开始前，便有人预言了他的下课，原因正是他的性格。 用国安俱乐部常务副总杨祖武的话说，乔利奇刚刚来到中国，对中国还不了解。的确，虽然足球是一种世界语言，但不了解中 国，更不了解国安队。所以，无法沟通造成了无法谅解。乔利奇理解不了为什么很简单的动作，国安球员会做不好，国安球员 无法明白乔利奇那火暴的脾气因何而来，更不用说乔利奇那些脏话，连翻译都无法忍受。在重重矛盾下，我们看到的新国安是 一盘散沙。

　　于是，今年1月6日，乔利奇率国安队抵达海埂。一周未到，便出现翻译辞职风波，其后，国安队领队郭瑞龙被 调离球队，返京就任俱乐部副总经理。与乔利奇对待球员的态度相反，乔利奇对记者态度颇好，据说，在海埂，只要有记者提 出要求，乔利奇便会和你聊上几句。而私下里，乔利奇对国安的年轻球员还是赞赏有加，但一到训练场上便换了模样。可见， 粗暴并非乔利奇的一贯作风，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工作方式，但这种工作方式在礼仪之邦的中国可是犯了大忌。当京津之战后， 乔利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口无遮拦时，被中国足协处以停止指挥比赛一场和罚款6000元，乔利奇的坏脾气，已经犯 了众怒。赛后，球迷投向乔利奇的石块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乔利奇被自己击倒了。

　　无论是从事什么，理想与现实之间并非一步可以跨越的，这之间的过程或许会很长，有时为了前进还可能需要暂 时的后退。可惜，这些中国人早就总结出的道理，对于远道而来的乔利奇可能过于东方化了。也许，国安给乔利奇的时间还不 足以让他明白这些。

　　不是北京人的张艺谋拍了部《有话好好说》赢得了北京的电影市场，不会好好说话的乔利奇最终被北京所抛弃。

　　拒绝改造和急功近利

　　0：2负大连实德，1：2负天津泰达，0：1负上海申花，国安队虽然在输球，但一场比一场踢得有起色。但 是，乔利奇拒绝被改造，国安队员也拒绝被改造，虽然乔利奇有勇气一人面对，但北京国安俱乐部无法再将游戏继续下去，在 为长远发展进行改造所造成的阵痛和急功近利的联赛成绩面前，国安选择了后者。输球不输嘴的乔利奇终于输掉了他在中国足 坛的全部。

　　上海申花队的南斯拉夫主帅彼德诺维奇在得悉乔利奇下岗后说了句：“中国足球太急功近利。”其实，他可能不 知道，如果要找出一句最能概括中国足球的话，不是技不如人，恰恰是急功近利，或许，是因为在众多体育项目中，中国足球 是最早走入市场的。现在，实际上无事可做的乔利奇不再等待北京国安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对于急脾气又看重荣誉的乔 利奇来说，等待将慢慢成为一种煎熬。其实，在这件事上，乔利奇没有错，北京国安俱乐部也不能算错，这不到4个月的恩恩 怨怨，我们不妨看作是一场美丽的错误。错误在于，乔利奇来得太早，北京国安俱乐部变革之心来得太早。拒绝改造的不仅仅 是乔利奇，还有固执的中国足球和球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