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足球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越来越呈负面 化了。事实上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具体行动中，它都已经成为中国足球与世界先进足球进行交流，向世界先进足球学习的 巨大阻碍力量。这种不良状况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的很多人，特别是有关决策者们对“国情”这一事物的认识不 是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而是形而上学的保守僵化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些看法。需要说明的是，整体上的“国情”问题是一 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是无力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的，本文想做的仅仅是希望围绕着中国足球的相关问题，进 行一些必要的简明分析与探讨。

　　所谓“国情”也就是指一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思想观念、思维习惯等诸方面有别于它国的特殊性。国情并 非某个国家如我们中国所独有，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所构成的当代世界中，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有别于它国的特殊“国情” 。只是在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我们这样的西方文明体系之外的国家，较之体系内的国家相对要更特殊些罢了。对于这 种相对特殊性的作用与影响，我们必须以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 益深入，在相同目标下的全面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过份强调这种所谓特殊性，要求外来的一切都要首先适应这种特殊性，既 是不现实的，更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顽固坚持这样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为行动准绳，只会使自己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在 与别人的竞争中遭受淘汰与失败的厄运。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分界线，20世纪至今的人类世界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前一时期是民族国家内部发展道路自我选择时期，后一个时期则是以经济为代表与先导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在前一个时期， 对内部发展道路的自我选择而言，“国情”问题确实是一个首要问题。离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客观基础而妄谈发展 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确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与经验。任何 思想与经验都不能脱离具体客观历史环境来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进入了一体化时代，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先 进文明（至少在经济、技术方面是先进的）在世界上占据了完全主导地位，并引导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相互交流、全面竞争的 历史新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对外来事物再像过去那样去特别强调所谓特殊“国情”，就只能是自己为自己的发展设置 障碍了。原因很简单：当你所面对的不是内部自我发展问题，而是与外部在同一标准相同目标下进行竞争的问题时，一切所谓 特殊“国情”的强调除了束缚你自己外，对你的对手是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的。关于这一点，这里分析一个我们历史上为人所熟 知的小例子以作佐证。以下的观点与现在流行的“权威”看法有很大抵触，但却可能更接近事实本身。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现在几乎奉为“圣经”的“国情论”，其思想核心与主要经验是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至40 年代近三十年的中国内战中的，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前一时期”。这就注定这些思想与经验，只是对解决我们纯内部问题时才 是最有效的，而解决与外部竞争问题时，则可能是无效的或至少其效果是要打折扣的。这一点至今很多沉迷于“国情论”的人 还没意识到，而事实上“国情论”的创始者们却早就意识到了。

　　今天的“国情论”者们常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便是那个德国人李德。在军事上李德给红军造成了多大损失，毛泽东为 从李德手中夺回红军的指挥权经过了多大努力，及夺权以后的结果是为人所熟知的。但十年后的1945年，还是毛泽东，曾 向美国军事观察团主动提出，由美国装备、训练并指挥一部分八路军，以参加对日的最后决战。除了政治原因外，从纯军事的 角度考虑，这一夺一予说明了什么？正是前者是中国特殊条件下的内战，而后者却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世界同一标准”的 对外战争的缘故。

　　具体到中国足球，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现代足球运动是以现代商业产业化形态存在的，并存在着激 烈的竞争的。无论是搞产业化的职业足球，还是具体的足球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与运动成绩的取得，我们都不应是关起门来打内 战、玩热闹。我们要有一种与世界，在现阶段言主要是与日、韩进行竞争的思想追求与心理准备。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思想观 念和行为准则上，还是在技战术训练与能力培养上，都必须以现行的国际标准为准则与取向来严格要求与规范自己。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具备参加竞争的基本前提条件。而今日的中国足球，面对外来的先进东西，不是首先强调如何全面准确地认真学习 并借以改造自己，而是动辄以“国情”相抗拒，要求对方首先适应自己，否则便是“下课”。这只能推迟、延缓中国足球全面 参预世界竞争的进程。若长此以往，则只能使自己被世界足球所抛弃，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我曾说过的，“大马的今天就是我们 的明天”。

　　这些年在中国各球队中，被炒掉的“李德”已不止一个，而换上来的那些懂“国情”的中国教头大都能与球队相处的 其乐融融，并在“内战”中取得较“李德”们要好的战绩。但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发展的又如何呢？看看甲A这些年来整体技 战术水平的发展情况，再看看国家级运动队（男）一年比一年糟糕的战绩，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吧？

　　中国内战一结束，“国情论”的创始者们便立即在全军全面推行苏军的整套条令条例，并创办大批军事院校，让那些 受过现代西方正规军事教育的昨天的敌人与手下败将走上讲台，来重新培养自己的胜利者。而为了克服掉军队在长期特殊条件 下的内战中形成的种种“游击习气”，使军队尽快按国际标准全面走向正规化、现代化，这些先辈们又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 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确地知道时代变了，任务变了，思想与行动也得变！从这里，今天中国足球中的那些“国情论”者们难道 不应该有所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