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俊生即将下课的消息日趋明朗化,各界对王俊生应该肯定还是否定,肯定大于否定还是否定大于肯定的声音打
成一片。王俊生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九强赛后霍顿的处境很快就在自己身上重演。
冷静审视这位官场“常青树”即将离去的背影,里面又蕴涵着很多矛盾与疑问。可以说王俊生的下课给我们提供了一
面镜子,折射出时代的烙印与无奈。抛开他该不该下课、他 的继任者能不能干得比他更好这些争又争不清、辩又辩不明的问题
,如果他的悲剧命运能帮助我们透视整个足球体制,萃取出克服改革“副作用”的良药,那将是王俊生对中国足球的最大贡献
。
换岗还是下课
按照官方的说法,王俊生的离去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作换岗或轮岗。下课一说是民间由足球圈里教练被解职的叫法照搬
来的。都是离开足协常务副主席的岗位,两种不同的叫法体现出官方语言和民间说法各自的微妙。
对于换岗,好处是可以充分挖掘官员的内在潜力。你在大球项目上搞不出名堂,我可以让你去管小球,没准儿你会把
小球搞得有声有色;缺点则是含混了这位官员换岗前到底干得怎么样。
至于下课,这个个性十足的词汇分明就包含着老百姓对被喊下课的官员的打分高低。九强赛国奥失利后不久,我曾经
在本报发表名为《足协谁下台》的文章,认为“当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同国家荣辱紧密相连的时候,人们一般不允许他接连失败
,即使他本人具备再承受1000次失败的心理素质。我们很难说是王俊生耽误了中国足球,还是中国足球毁了王俊生,不能
否认的是二者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其中可能多少有点联系。”文章反映的这种代表当时大多数球迷不满的情绪还可以上推
至十强赛甚至更远。虽然很多人在评价王俊生的时候用他联赛改革的功去抵他没抓出成绩的过,但是对于球迷来讲,国家队或
国奥队每一次的失利都是一场噩梦,都是一阵钻心的刺痛。他们不会去深究什么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更不愿相信什么
“二流论”和“正常说”,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说法,像大多数足球发达国家的足协主席一样承担责任,那绝不是炒掉
施拉普纳、戚务生、霍顿就能够糊弄的。
然而民意的命运往往是悲哀的。在前不久王俊生副主席总结出的“十大功绩、五大不足”中,欣然提到观看足球联赛
的观众创记录地超过2000万人次。在那种情况下,球迷的态度被认可且被放大,用以证明的是自己工作的成绩;然而谁又
敢否认,在中国曾经以各种方式喊过王俊生下课的人次岂止区区2000万?
如同在中国足坛,与俱乐部老板关系好的教练成绩不好,下课以后还会得到个总教练的虚职一样,换岗这种平行移动
也多少可能存在面子问题和感情问题。中国官场自古以来也流行一种谁是谁的人的“分析论”。抛除不可避免的臆测和腹诽,
也许一些时候、一些事情里确有这种照顾的成分。但不管怎样,在我的字典里,王俊生的离任就是下课,一种延时的下课;同
时,你也可以美其名曰换岗。
改革还是保守
王俊生其实不想走,但他的走已经被人们看成一个时代的结束。非常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作为体育改革排头
兵的一方领导,他并没有得以以一个改革先驱者的形象退出,更多是个保守者的形象。因此他的继任者很自然地被寄予将足球
改革深化下去的殷殷厚望。
搞俱乐部,搞职业联赛,搞转播权拍卖,人们可以联想起很多王俊生时代出现的新鲜事物。这些美妙的变革深刻地改
变了人们的业余生活,甚至创造出一个前景宏大的足球产业。可我不禁要问:这一切的功劳能全部归功于王俊生吗?的确,身
为足协常务副主席,印象里很容易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足球改革是我们整个社会改革的一小部分,它依托
于党的改革方针,依托于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依托于总局的政策指导和无数普通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我无意否认
王俊生同志众口一词的敬业和投入,但那是每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也必须做到的,不能成为掩盖工作疏漏的幌子。
总体来说,职业联赛改革的前四年偏重于制度的引进、接轨和完善,王俊生他们的成绩和付出有目共睹。但是随着联
赛改革的深入,作为领导者,他的思想、意识以及驾御改革的能力都相对落伍了、滞后了。反映在具体事件上,主要是打击假
球、黑哨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恰恰是由于领导者在法律意识和深化改革意识上的空白所造成的,以至于偌大的中国,似乎惟有
足坛才是司法的死角。这是王俊生的耻辱,更是中国足球的悲哀。
也许,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职业联盟以及司法介入可以还中国足坛一个清白。这本来是奇功一件,可随着上周五足协对
“渝沈疑案”的苍白宣判,王俊生又一次与大刀阔斧改革者的形象擦肩而过。这一次,他终于不太可能再有机会扭转保守者的
形象了……
他是英雄吗?
前不久,传出总局将在王俊生离任前到足协例行查帐的消息。身边与王俊生熟识的记者都认为这只是走走形式,以王
俊生的为人不会在经济上有任何问题。据说他还是足协少数没去过歌厅的干部之一。不能否认,像王俊生这样任劳任怨的干部
在别的行业也并不很多。可是谁让他是搞足球的呢?谁让足球是体育运动改革中的先锋呢?当改革的列车滚滚前进的时候,抛
在列车身后的不仅仅是旧的体制,还有旧体制下人们衡量一名干部称职与否的标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甚
至包括王俊生本人。
如何在改革的新时期衡量我们的干部,这个问题复杂又尖锐。在这里我倒是想起最近有关保尔和比尔谁是英雄的讨论
。表面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与微软的老板比尔·盖茨不具备可比性,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可比能够解释我们审
视王俊生时的困惑——矛盾来自于时代的变革!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我们斟酌着应该如何衡量新时代英雄的时候,我想套用保尔的那句名言形容
官员中的英雄,他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任期,他不会因为虚掌权力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营私舞弊而羞愧;离职之际,他
能够说:“我的整个才智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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