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中国足球就如同1991年的俄罗斯，除了一系列的失败和一些苍白的呐喊，实在看不出动荡中的希望 所在。从范畴上来说，二者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如果硬去比较，那纯属“新思维”，所不同的是，人家的新思维已经实施，无 论胜败如何；而对热切期盼有新东西出现的中国足球来说，却依旧会风雨飘摇到下个世纪。

　　在那样的时刻，一批以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 “500天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休克法”（“big-bang” approach）。按照这个“500天计划 ”，苏联将许多权力移交给各共和国，并在500天里旋风般的引入市场机制。在这样的时刻，中国足球的领导层经过长时间 的总结后为一年的联赛打了几块补丁，并用3个月的时间慎重推出了米卢蒂诺维奇，甚至用臆想中的“职业联盟”进一步巩固 了自己的“命令经济”。

　　同样是改革，强悍的俄罗斯人敢用国家做赌注，而我们对一个小小的足球产业任由它的肌体腐败却迟迟不敢动刀。俄 罗斯人并不那么聪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笨拙的政变导致了500天计划的加速实行。中国人是聪明的，但我们却担心真 要发生类似的变化的时候，可能发现我们已经为自己的聪明所误了。

　　在这我们只谈足球和关于足球的胡思乱想，而不想扯出一篇纯学术论文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实行职业化7年后，我 们的足球体制还远没和市场接轨，我们的“伪职业化”仍在年复一年的进行，相当程度的“命令经济”仍在左右我们所热爱的 职业联赛——足球名片、体能测试、经营垄断等等等等。应该承认，有些东西足协也无能为力；但大部分的事情似乎都不是足 协该管的。

　　改革是艰难的，也许对于足球业在通往市场的道路上隐藏着许多陷阱，形势在好转之前可能变得更糟；但这也要比将 之变为各种利益集团和各种阶层之间的平衡网要强的多。况且，如果更糟也糟不到哪儿去了，我以为。

　　这种艰难性也许有所验证——时隔9年，俄在全国７３个地区出现了工业生产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将会持续到年底并 涵盖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当然，对动荡中的俄罗斯经济和中国足球来说，可供借鉴只是一种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