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我在沈阳与辽足一位退下来的元老聊天。说起球员转会时提到前两年财大气粗、牛烘烘的寰岛，他 认为，现在回头看，当年寰岛大挖其他球队墙脚，把球员价格哄抬上去，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好作用。

　　他举例说，刚实行职业联赛时，省体委曾打算让球员与计划经济脱钩，让他们彻底进入市场。结果许多辽足球员都被 吓坏了，有好几个球员当时曾找他恳求，真这样的话，他们宁可去大院看大门，拿一份有保证的低工资。这些球员对丢掉铁饭 碗(医疗劳保、福利分房)非常恐慌。但自从寰岛把球员的身价抬高后，他们已经根本不把铁饭碗当回事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这意味着足球运动“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他说：“是”。

　　但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经营足球的模式五花八门，又决定了这种“生产力”解放的方式必然会导致“马太效应 ”等诸多弊端。一方面有政府支持或官商背景的俱乐部之间争相攀比，出手越来越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民间资金背 景的俱乐部在这种不平等竞争环境中，日益捉襟见肘，随时都有玩不下去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模仿NBA选秀制)“摘牌制”，本意是规范转会市场，防止俱乐部与球员进行私下的台底交 易。但中国足协不知何故并没有彻底模仿选秀制，以防止“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局面的形成，摘牌制的文本又漏洞百出，充 满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条文，又为前两年大量的“王老五抢亲”现象和今年“逃婚”、“悔婚”案件的频频发生埋下了 伏笔。

　　我们都知道，任何行业的健康发展，没有权威的管理机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领导中国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如果 毫无权威可言是非常不妙的。但现实恰恰是，中国足协的权威沦丧情况已经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这种权威的沦丧的严重 性并不在于任何俱乐部或球员似乎都可以向足协的决定发难和挑战，而在于他们的挑战，往往都可以从足协的各种规章规定中 找到依据。

　　这些年中国足坛出现如此之多的荒唐可笑事件，固然与中国足协在制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低下有关，但更可能的原因 是，计划经济赋予其的行政管理权力的足协已经跟不上职业足球发展的需要。

　　这些年，中国足协面对假球黑哨的轩然大波，甚至面对“逃婚”这样的事件，总是表现得令人可悲的犹豫不决、畏首 畏尾。这无法不令人怀疑，它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使职业足球运动健康发展的责任。

　　中国足协在一系列“逃婚”案发生后曾表示要修订摘牌条例。其实中国足协现在更该考虑的是如何强化自己的权威， 它更该考虑的是它那来自于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权为什么会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否应该彻底转变职能，改 变其获得权力资源的渠道，从而重新获得管理者的权威。

　　足协要成为真正有权威的行业最高管理机构，其正当且有效的权力资源显然应该来自于行业全体成员，而不是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