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裁判，我总是会想起这样一个故事。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后某一年的乙级联赛中，一位来自海滨城市的俱乐部老板在一场决定了他们升级无望的比赛后 恼羞成怒地对手下人说：“给我废了×××。”他提到的这个人正是这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让老板恶从胆边生的是裁判赛前 收了他的钱却仍然粉碎了他的梦想。

　　当天晚上，裁判被请到一家宾馆，裁判硬着头皮赴这场摆明了的“鸿门宴”，据说是想来退钱，但是事情并不是 想象中那么简单。宾馆走廊尽头的摄像机拍下了裁判走进和离开房间的镜头，但是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却无法留下记录。

　　事实上，裁判进入房间后发现老板的一帮手下早已等候在那里，随后一帮人乱拳如雨点般落下，将裁判暴揍了一 顿，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似乎那只是一场事先约好的演习，而且没有一个人去打裁判的脸部。

　　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一名当地足协工作人员两年后向记者讲述此事时说，之前他确实再三劝阻过老板，但老 板不为所动：“我黑道白道路路通，这点小事还摆不平?今天我钱可以不要，但这口气一定要出。”还有一点让老板有恃无恐 的是他料定被打者不敢告发，当然，事实证明他看得很准。

　　不敢说这就是中国足球裁判所面临的生存状态，但是正如这名老板所看准的那样，只有自己不干净的人才会吃了 哑巴亏而不敢声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乙级到甲B再到甲A，由裁判而衍生出来的种种“不干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笔者 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去揭什么所谓的“黑幕”，但是所有观看游戏的人至少有权利去了解一些影响游戏真实性的东西。

　　幼稚的追问

　　当年八一队在石家庄主场时，那里曾经被裁判们戏称为“西伯利亚”而不愿问津，原因在于负责接待裁判的地方 足协不懂行规，而八一队又向来在这方面资金短缺。

　　这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个问题，足球让许多人有利可图，而利益往往是肮脏滋生的温床，中国足球职业化数年来 ，裁判工作的发展很好地遵循了这条规律。

　　与签字费、回扣一样，毒瘤总是从每一个细小的癌细胞开始繁衍。其实对于裁判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对场上两队 抱有一定的感情倾向很难避免，职业化的产物在于有人开始对这种倾向进行投资，或者说制造倾向成为一种正在觉醒的认识。 很多人还能记得，职业化头两年中国足协给裁判定的标准是300元吹一场，每天100元伙食补贴，住三星级宾馆，甚至要 坐大车往返赛地。而接待方会把这个标准悄悄更改为伙食150元一天，住四星或五星级酒店，同时负担往返机票，这在当时 已经是相当高的待遇了。如果再附送一两套名牌运动服装，以及把桑拿和卡拉OK的账结了，那么获得个把点球的回报是轻而 易举的。

　　在这个时期，许多交易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中间人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95赛季最后一轮比赛前 ，某俱乐部得到“该做做裁判工作”的提醒，于是找到当地一位与已经定下来的那名裁判关系很铁的人，请他帮忙疏通，可此 人一口咬定联系不上，而事实上正是他把那名裁判藏到了一个风景优美之处，因为对手俱乐部已经抢先一步开始了动作，其中 一点就是要他保证裁判不让别人找到。很快“地下工作”泄密，当地足协上门向此人施加压力，几经努力下此人提出“负担该 裁判在风景点的住宿和5000元红包”的条件，随后双方达成协议。

　　有趣的是，几个月后当地足协的一位领导在足球工作会议上见到了这名裁判，深恐中间人从中独吞的领导一直跟 到厕所里才悄声问裁判“收到钱没有”，裁判笑答“收到了”。一名采访会议的记者当时正蹲在厕所里听到了这番对白，大惊 失色，可事后多方求证得不到凭据，只好按下不表。

　　中间人风行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抽到20％左右的好处，而且在俱乐部也会相当有面子，在“市场发育 ”还不成熟的当时，这些人很受俱乐部欢迎，往往记恩的俱乐部还会另外奉上一些不薄的“表示”。发展到现在，中间人虽然 从许多交易中退出来，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州太阳神这两年吃足了裁判亏，与广州籍裁判的失势有很大关系，由于业 务的关系，这批人在各地都是中间人的中坚力量，这在圈内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

　　那位“憨厚”的足协领导其实正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有些幼稚的追问在当时却很正常，因为还不是所有人 都习惯这种交易，遗憾的是，时间的推移很快使人们的憨厚变成了习以为常。

　　公开的交易

　　研究中国足球的问题不能不时刻考虑到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市场背景，裁判的市场价值与球员的市场价值莫 不如此。

　　那段相对幼稚的时期大概只延续到1995年，那之后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交易开始变得花样繁多且逐渐撕下了 遮羞布。老板们现实地奉行着“有投入就有产出”的准则，只要能带来点球和分数，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对于这种观念的产 生裁判大都心领神会，待价而沽。

　　于是，老板们开始培养自己的关系户，逢年过节请吃饭，发红包，名牌服装早就变成了汽车、家用电器等贵重礼 品，裁判也可以暗示俱乐部出钱送自己和家人出国旅游、购物。再到后来，连这些东西都逐渐过时，一位参与操作的俱乐部人 士感叹：“联赛搞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谁都熟了，哪里还有什么感情分。”交易对事不对人，钱一场一场清数，任何事情发 展成熟的标志就是程序简单化。所以现在流行的交易方式就是寄钱，寄卡，然后把银行账号、密码通知对方，数额5万—20 万不等，神不知鬼不觉。以前要找个地方给钱，现在则是一个电话办妥。当然，具体金额要视难度而定，这个过程有点像定转 会费系数，比如说双方实力对比、主客场等都有相应系数。从程序上说，一般都是先拿钱，再吹哨，无论输赢钱都不退，因为 给钱的也清楚，就这么几个人，下次还有转到的时候，先欠着一个人情也无妨。

　　裁判们在各方礼遇下成为变化的最先适应者。一位曾经给裁判送过钱的俱乐部人士说起这样一件事：’98赛季 他们客场对上海队，由于一位上海裁判声称那场球是他一个“哥们”主哨，愿意帮忙，所以他带着老板的指示去了上海。让他 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们的车开到酒店门口，三位裁判大摇大摆从里面走出来时，比赛监督就坐在大堂里，他吓得把有公司标志 的车远远开到路边上去，三名裁判走出来后很是奇怪，他告诉他们比赛监督可能看到了，没想到他们反过来安慰他：“没事， 我们早看到了。”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饭，卡拉OK，而那名主裁判多次提到的话题就是：这场球给多少钱?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一名裁判在某地足协的安排下去了一家娱乐城洗桑拿，俱乐部的人赶着来送钱时，裁判正 在单人按摩房内，于是他要领班去把按摩小姐叫出来，然后把钱交给按摩小姐带进去。一会儿小姐出来了，上前询问接钱时说 了些什么，小姐告诉他，什么也没说，问都没问就收下了。

　　收钱的比送钱的还自然，这大概是许多俱乐部有关人员的共同看法。

　　“59岁现象”

　　社会上曾经普遍存在着一种“59岁现象”，是指一些即将到60岁退休年龄的老干部抱着“最后捞一把”的心 态孤注一掷纷纷下水。裁判界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所不同的是足协规定年满45岁的裁判不再出场，所以42岁到45岁这 个年龄段的裁判成为捞得最凶、最厉害的一群，这似乎已是裁判界的惯例。

　　两名正值这个年龄段的裁判早两年突然神秘消失，圈内人其实大都知情。其中一位据说是西南某俱乐部把交易的 录音带交给了足协，具体原因大致与那位裁判被打相似，帮了没帮上是一回事，但拿钱不干活却往往会招来报复。造成这种情 况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两边收钱，而对方给的钱更多。

　　另外一位同样坏在贪心二字上。一家俱乐部为了表示感谢送给这名裁判一辆面包车，当时说好只需付一半钱即可 。没想到这老哥把车开回家后却连一半都不肯付，不愿出这份冤枉钱的俱乐部三番五次催款未果后，一气之下又捅到了中国足 协。这两位“59岁”的“老干部”就这么着被“内部处理”掉了。

　　也正因为这样，这批立志要捞的“老干部”成为各俱乐部竞相追逐的对象。对于他们来说，一来捞钱二来捞人情 ，以便于“退役”后在俱乐部谋一职位继续换种方式捞，万一东窗事发，也只不过提前“退役”，比起那些锒铛入狱的老干部 来说却又幸运得多。对于俱乐部来说，也是苍蝇不叮无臭的蛋，许多俱乐部都知道，新裁判是不敢随便做动作的，因为他们中 很多人暂时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去赌，而且不知底细万一被人告上去，俱乐部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要纯洁裁判界，或许应该从“老干部”中下手。

　　庞大的体系

　　一些尚有良知的俱乐部人士在谈到裁判问题时大都表示无奈，因为这个体系难以想象地庞大。记者曾经听到过这 样的感慨：“裁判拿钱，中间人拿钱，管理者拿钱，地方足协拿钱，比赛监督拿钱，在这个庞大的利益体系中谁都能分到一杯 羹，谁还会去捅破它?”

　　这就是黑幕重重的实质。因为这样，那三名裁判也才敢于在比赛监督的眼皮下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都是既得利 益者，不同的只是谁来完成交易。

　　从上赛季开始裁判执罚场次采取了赛前拆信封的方式，像许多看似有用实则无用的方式一样，大多数稍有些本领 的俱乐部根本不以为然。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作用下，信封里的名单比以前一周前就公开出来，并没有更大的保密性。换句 话说，云南红塔那次裁判泄密只不过是一次意外地向圈外泄密罢了。事实上，俱乐部申请某位“关系户”裁判来主哨一直是作 为一种惯例而存在的。提前知道的好处显然在于方便及早操作，在寄信用卡之前，许多俱乐部就已经知道提前一轮送钱，确切 地说，裁判在武汉收到的钱其实是下轮去大连的钱，再晚一点的话也就是周一把钱直接送到裁判家里，许多球队“打前站”的 人往往就带着这个重大任务。

　　在这块巨大的坚冰面前，并不乏洁身自爱者。记者注意到，不少俱乐部人士都提到了“杨一民”这个名字，有两 件事足以为证。某俱乐部因一件事求助杨一民，遭到拒绝，一旁早有人料到：“叫你们不要去找他。”结果转而找另一位负责 人，事情办成了；另一件事则是一位俱乐部人士亲口告诉记者，他代表俱乐部给杨一民送了一个两万元的红包，很快原封不动 被退回。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只能管得了自己。在一场杨一民作比赛监督的甲A联赛上，主裁判把一个明显越过球门线 的球吹出来，电视镜头正好拍到了这个场景，主持人脱口而出：“这个球进了。”赛后杨一民去询问主裁判和在场的地方足协 人员，得到的回答是众口一词“没进”，而电视台此前也已得到嘱咐“把那段带子洗掉”。杨一民没有追究下去，或许他心里 清楚，自己一个人并没有追究清楚的能力。

　　这是他一个人的无奈，还是中国足球的无奈?

　　裁判究竟有多大能力改变游戏结果，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一位参与其中的俱乐部人员通过赌球赚了30万 元，他的心得就是“实力分析＋裁判分析”，实力很多人都能分析得出，但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楚哪个裁判可以买和哪个俱 乐部买了裁判，这就是“内部消息”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如果多一些“杨一民”，这些“内部消息”还会这样灵验吗?那30万赋予了中国足球怎样的色彩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