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中国足球把每年的春训安排在云南昆明举行，是因为昆明这座城市四季如春——中国足球把每年 的希望都寄托在春城，其用意是想早日盼来中国足球真正的春天。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春天马上又要来临了，各路甲A甲B球队正在春城昆明的海埂，为自己谋划又一个未知阴晴圆 缺、难测喜怒哀乐的春天。一问：米卢能从美国的冬天走向中国的春天吗？

　　二十一世纪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将是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的颇有声势的一场“大合奏”。在这场“合奏”中，金志 扬、沈祥福、高洪波等三位来自于原北京国安的人士率先迎来了他们的春天。

　　金志扬在国家队担任代课老师，沈祥福在中青队强力出击，高洪波在中少队初露头角。从名气和公众信任度来看，这 三位国字号教头口碑都不错。但让人们心系悬念的是，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此前都没有在国字号球队独当 一面的经历和经验。所以这次被中国足协委以重任，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从个人的事业发展而言，金、沈、高三人分别出任国字号教练，对仕途是有利而无害的。但是沈祥福和高洪波要因此 而放弃既去和已经去欧洲高水平俱乐部深造的机会，这从长远来说，谁知道到底是得还是失呢？

　　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的大谜团终于被揭开了。米卢蒂诺维奇这位世界闻名的传奇教练,成为中国国家队历史上的第三 任外籍主教练。在去年的冬天，米卢刚刚从美国纽约地铁明星队黯然下岗，跨越了一个年头之后，他便在中国足坛迎来了他的 又一个春天。只是，在米卢的春天到来之后，中国足球的春天也跟着来临了吗？二问：谁在春天荒废着“主业”？

　　二十一世纪前后，有好多乍一听是坏消息的消息传来。比如在转会摘牌大会上很多知名球星无人问津，面临下岗；比 如中国足协在新年伊始就被一家新闻单位告上了法庭；比如闹了将近一年的万达要退出足坛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等等。

　　俗语说，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足协当被告，说明一些新闻媒体的法律意识在加强，说明他们正在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 维护自己的权益。球星要下岗，说明我们的俱乐部已挣脱了以往受球员制约的束缚，说明中国足球正在从卖方市场走入买方市 场的良性循环。在中国足坛，下岗的球星越多，说明我们可供选择的人材越多，是天大的好事。而万达不堪重负地终于宣布要 退了足坛，也可以被看作是俱乐部在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虽然有些无奈，但它毕竟在向我们的俱乐部体制 发出了一声怒吼。只是这声怒吼，不见得人人都能听得见、听得懂。

　　有报道说，王健林在让出万达队之后，曾经说过“为了足球我荒废了主业”这样的话，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让所有想 投身于足球商海中的生意人感到胆战心惊？而与此同时，在春天已临的海埂，我们的有些球员却正在做着“为了别的事情荒废 足球”的傻事，让春训办为了开罚单而忙个不停。在王健林们已经开始“自觉”的时候，我们的某些球员仍在靠罚单继续着他 们的“不自觉”。想一想这些，谁又敢对中国足球的真正春天的来临抱多大的希望呢？三问：“渝沈之战”被锁进了保险柜？

　　假球案就像中国足坛的冰山一角，长久地冰冻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灵。中国足球界一位已经淡出江湖的泰斗式人物日前 曾无限感慨地说：“快点吧，快点吧，如果是假的，就快点把它揪出来吧，有多少揪多少。中国足球再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

　　应该承认，中国足协在对待假球的问题上立场是比较鲜明的，这从此次花费很大精力去调查渝沈之仗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假球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足球界的问题，而成为了一个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国足协如果能把 这个问题解决，对重新树立自己的良好的社会形象也是有好处的。

　　还是那位足球界元老曾经发问，他像是问别人，也像是问自己：“足协到底想不想把问题查清楚？”

　　其实，这也是很多圈外人士、很多球迷在耗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最想问的一句话。因为人们在此前听得最多的关于 “假球嫌疑案”的议论大多只有四个字，那就是“不了了之”。

　　春天来了，假球阴影还没被驱散，但“调查组”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担心“渝沈之战”会不会就此被扔进了 保险柜。很多假球虽然只是传闻，但已经没有人怀疑它的真正存在。中国足坛的假球，以及假球疑团，就像春天里的残雪，被 春天吹的时间长了，雪会越冻越坚。此时，应用利器加高温双管齐下，逼残雪早日屈服。四问：新世纪会有真的质变吗？

　　联赛是中国足球之本，虽然中国足球在上个世纪末遭遇了重创，但以联赛为本这个信念不能放弃。但令人担忧的是， 自从1994年开展职业联赛以来，中国顶级联赛的整体水平一直未见有质的飞跃，相反在球市和技战术的某些环节还有越来 越倒退的趋势。

　　其实，中国足球发生质变，在刚刚过去的1999年是个大好的契机。而大连万达、上海申花等在职业联赛前五年风 光无限的超霸级球队在那一年一蹶不振，而山东鲁能、辽宁队等新生力量却呈现出无限生机。无论是在联赛主导地位的更替上 ，还是在进攻速度上，1999年的甲A联赛都值得被写入历史。

　　天津泰达队主教练金志扬早在去年初就说过，1999年的甲A联赛蕴育着中国足球实现质的飞跃的无限契机。他的 理论是，中国足球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这五年来一直是那些在新旧体制交错下的“老生代”球员和球星唱主角；但是现 在五年已经过去了，那些受旧体制影响的球员已经渐渐不再是中国甲A赛场上的主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完全在新体制下成 长起来的“新生代”球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要实现质的突破，就不太容易受太多的旧有体制的束缚。

　　金志扬的这一观点是很有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但是我们现在同样面临着新的问题，即我们现在有没有相应的体制来保 障我们的“新生代”球员顺利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有没有制订出相应的联赛制度和职业道德规范，为中国足球实现 质的飞跃保驾护航？

　　从辩证的角度看，上赛季为中国足球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泰山队和辽小虎的忽然成功，不仅仅是桑特拉奇和张引这一 洋一中的突放异彩，同样我们还应看到万达和申花的凋谢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启示。

　　新世纪，中国足球蕴含着实现质变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