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傻钱多”不独是“政府行为”的错--砸谢奕一砖

　　谢奕先生的一篇短评，又象舒桂林的“赛前预测”一样，遭到了齐鲁球迷的“误解”和“不满”，因为山东球迷“认 为‘政府行为’没什么不好”。因此，谢生要“再说‘人傻钱多’”。

　　看到谢副主编也象舒桂林一样的可爱，作为齐鲁球迷的大兵要不上来凑个热闹，也不免让《足球报》的先生们感到无 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要，咱大兵又不是做不到。只怕是“就这个样，还有很多人不满意呢”。:)

　　中国足球的“伪职业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根源是多方面的，过多的“政府行为”自然是其中的罪魁。但是，如 果把中国足球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政府行为”，那未免又“过犹不及”了。

　　谢生指出的“急于出成绩”特征，实际与“少数地方政府及其属下的垄断待业介入足球”，并无必然的联系。“市场 混乱，急功近利”和“假球黑哨”，充其量只是现象（谢生一定要把它们强调成为“矛盾之一”、“矛盾之二”，这到让大兵 想起了老北风给武大少上课时一口气抖出的四、五十个“主要矛盾”，那才正儿八经有点矛盾的样子。老北风就是高，要不舞 文弄墨那帮人为什么喜欢捧他的臭脚呢？），是职业化足球中存在的痼疾，既非中国足坛所独有（“富有中国特色”），亦非 “政府行为”所必然。

　　“市场混乱，急功近利”，在职业化已经上百年的欧洲就没有了？大兵够孤陋寡闻的了，但也知道欧洲的大大小小俱 乐部“对战绩苛求”的不在少数，“炒教练”亦是俱乐部老板们惯用的“杀手锏”；为了出成绩，不惜重金购买巨星加盟，哄 抬球星价码和薪金，甚至全队主力全是雇佣军，没有一个子弟兵也在所不惜；他们在关键场次的奖金，又岂是区区两三百万元 的人民币能够打住的？

　　“少数‘政府行为’”怎么就成了“假球黑哨”的根源？在远离“政府行为”的英超和意甲中，那些“假球黑哨”是 如何产生的？而在“假球黑哨”更形猖獗的东南亚地区，他们是不是就一定有比我们更多的“政府行为”？

　　足球“伪职业化”的问题，在足球职业化的初期，是很普遍的，只是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罢了。政府行为并不是中国 足坛所有矛盾的根源，足球的职业化过程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孤军独进。

　　在足球运动员还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作为足球市场中最活跃资源的球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市场规则下，自然 要追求利益最大，因而或明或暗的市场行为就会出来挑战那些不完善、不健全的市场规则，催生更完善、更健全的游戏规则。 　　在我们的足球市场的各种软硬件与世界还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开放和发展所带来的与世界足球市场的遭遇性对接，必然 要造成结构性的冲击和毁伤，保护性的政策和必要的或是惯性的“政府行为”，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或是无法回 避的。

　　在市场还远没有发育成熟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市场的主体--球员和俱乐部承担非市场性压力而是结构性压力、 体制性压力，并对他们提出完全市场化的要求，也是不公平的。广州球队的兴衰，不正好说明这一点吗？现在还有谁在说广州 的球队、球市很兴旺很有力量？

　　在政府的行为还过多的深陷于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还没有实现向小政府大社会体制转轨的情况下，要想让足球 单方面地摆脱政府的行为而独立成为纯粹意义的经济个体，在目前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在现在这种历史阶段“请‘足球市长’ 退出”，也只能是象牙塔里的书生们超越历史阶段的不合时宜的无力的呐喊！

　　中国足球的6年职业化历程，对于我们这些希望早日看到中国足球长足进步的球迷来说，是个不短的时期，但是 比之足球职业化的历史来说，又是个极其短暂的时段。且不说目前当打之年的足球运动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而 且在未来5－7年内唱主角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也都打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铬印。在与计划经济血亲的脐带还没有完全割断的时 候，我们怎能一厢情愿地要求这个新生儿自由地在市场的风浪中击水荡舟？

　　因此，无论你是否愿意，“人傻钱多”的现象还得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南韩潮退去之后“南风”劲吹的场面还得 有一定的循环反复。“此地人傻钱多，速来！”既是来者的心声，也是我们这些听者的需求，虽然我们总是在付了钱后嘴里不 住地骂骂咧咧。谁让我们是只有钱的老板（中国人也有做老板的一天，感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