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拐点，长期在底部徘徊的中国足球也出现了一些转暖迹象，但显然不能被看作是转折性的拐点，而更像是一次弱势反弹。

　　l月，国际著名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出任中国国家队第三任外籍主教练，5月原体委官员阎世锋成为中国足协实际负责人，2000年中国足球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都与这两个名字密切相关。由于执教方式不被理解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也由于外界对足协聘请外教动机和方式的不认同，米卢一开始就生活在怀疑的眼光中。他对毫无名气也确实看不出有多大潜质的年轻球员的随意钦点，他的同样很随意悠闲的超短期集训，连同他的标志性语录“享受生活”，都是刚刚经历霍顿式教条熏陶的球迷、媒体乃至球员难以接受的，而最初十来场热身赛，不仅了无胜绩，且严重违反了“不打无准备之战”的作战原则。凡此种种，也就因为是米卢，否则早就被贴上“水货”或“混混儿”标签了。

　　历史再次证明，亚洲杯和亚运会之类的次要赛事确实是每一位国家队主帅摆脱困境或制造神话的良机。尽管训练不足、人员不整，尽管包括米卢本人在内几乎所有人都对亚洲杯前景持悲观、至少是谨慎的态度，但中国队居然打进了四强，且在与日韩两强对抗中表现了较好的竞技水平和精神状态。米卢作为主教练，在赛前的排兵布阵和心理调整以及比赛中的调兵遣将也可圈可点，不辱国际大牌教练的名声。

　　亚洲杯后，米卢的人气陡增，足协更是为之倾倒。然而，亚洲杯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而且这有限的意义也只是最集中地体现在日本足球崛起给我们的警示和借鉴这方面。中国队战胜的印尼、卡塔尔均非强队，而自1998年2月在东京战胜日本后，再也没有战胜过日、韩、伊、沙这些亚洲一流球队。从实战过程看，中国队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精神气势上和个别球员如杨晨、江津的出色发挥上。令人忧虑的是，在足球的核心要素即技战术素养方面，与日本的差距在迅速扩大，即使与呈退步之势的8国队对抗，实力上的落差也很u显。因此仅凭在亚洲杯上只是回归正常的表现就骤然调高对世界杯出线前景的预期，并再8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家队的世纪豪赌上来，进而出台一系列为国家队让道的举措从决策方式看显得很浮躁、功利也很外行只能认为是非足球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

　　令足协信心爆膨的另一个“利好’消息是是，在亚青赛上国青队一举击败老冤家韩国队并顺利打进世青赛决赛圈。国青队拥有一批很有天赋的新秀，这是谁都不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国青队的技战术素养还不高，其成绩同样依仗了曲波和安琦等个别球员的超水平表演上，整体表现只能用高开低走、差强人意来形容。换句话说，不论是国家队还是国青队，2000年的表现都只能说开端良好，要大放异彩还需高水平教练长时期的精雕细凿。然而在急功近利思想支配下，中国足球不得不又匆匆忙忙展开新一轮堂吉柯德式的悲情决斗。

　　客观地说，2000年的中国足球整体运行还算平稳，国家队、国青队在亚洲赛场不辱使命，向来纷争不绝的甲A联赛，其收官战是历年来最平静或许也是最干净的，猖厥一时的假球黑哨大为收敛，当然国少9队1比7惨败给日本队很煞风景，中国女足杀羽悉尼奥运会也让不少人伤感不已。

　　2000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时回隔8年足协终于换了掌门人，改变了延续数年的陈旧形象，但若要就此而言中国足球进人了一个崭新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阎世锋上任后，经过长达3个月的广泛调研后，发表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没有时间表的纲领性讲话，并以铁腕手段处理了发生球场骚乱的西安赛区，而最得人心的则是宣布中国足球要实现向青少年足球转移的新战略。这一系列富有远见又开明的姿.态博得了广泛好评，人们以为循此方略，中国足球就可以驶人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然而以10月的亚洲杯为转折点，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队充其量只是过得去的成绩和表现竟令某些决策者感觉大好，旋即为不久前的“国家队冲击世界杯没有时间表”的纲领性讲话加上了一个修正性后缀：“但我们不会放过每一次机会”。从后来推出的联赛休克疗法看，这个补充称得上微言大义，即在漂亮的包装下重新拣起前任L切为了世界杯，一切服务世界杯”的施政纲领。事实上，几个月过去了，人们看不到多少向青少年足球战略转移的痕迹，而将摘牌制极端化为例摘牌制，将体能集训变成政治集训，以及第三度酝酿减薪令，却给人以中国又要走回头路的感觉。

　　按惯例，在以世界杯为核心的4年一个周期中，世界杯后的一二年通常是中国足球在表面成绩上的复苏年，也是各种虚幻情节的膨胀年。要跳出屡战屡败的怪圈，就必须战胜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见和欲念，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而现代足球的战略基础既不是国家队也不是青少年足球，而只能是职业联赛。从这个角度看，2000年中国足球的表面繁荣并不足喜，其发展取向更堪忧。(周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