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嫖娼”事件在一年后的今天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同样字体、同样版面、同样字号”的“致歉信”公开发表在4月25日的《足球》报上，号称中国足球媒体老大的这家南国报纸彻底完全屈服。遥想三百六十五天前，2000年3月27日，“深圳平安六名球员嫖娼被捉”一文瞬间传遍大江南北，引无数眼球竞相望；3月30日，“平安俱乐部处罚六球员”上头条；4月3日，“‘3.26’事件本报调查又获重大进展”，并刊登“六君子”中三人的道歉信，同时六、七版发动拥有雪亮眼睛的人民群众口诛笔伐深圳平安俱乐部；此后每当传出有关此事的新闻该报都无不言之凿凿信心十足。报纸的发行量知名度的确在大幅度上升，但如一家同在南国的体育报纸所言：这张报纸已经变成无论是自己打官司还是看别人打官司都兴奋异常的主儿了。

　　新闻报道应该遵循什么原则？这恐怕是那些对“几个W”背得滚瓜烂熟的科班或半路出家者都已经不再是问题，问题是落实“W”的人自身素质究竟如何。不可否认，足球报道沾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光，目前已成为最具透明度的新闻传媒，虽然也许和其他国家新闻开放的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正是新闻报道的空前“自由化”才催生出无数的大小足球报纸以及更多的老少记者们，也随之带来了竞争的空前激烈。人所共知的纸类足球媒体时下是三分天下：北有《球报》，中有《体坛周报》，南有《足球》，除此之外最近借“南方日报”以及“南方周末”的东风冒出的《南方体育》也正欲四分天下之一。作为普通读者，我们越来越多地见识了报纸之间相互打架的“峥嵘”，而其中的始作俑者却又经常只有一个，就是报道嫖娼事件的《足球》。挑衅与反挑衅，似乎一直都是这家报纸的特征，比如最近一期的借谢晖之口攻击另一同行，比如自诩扛着正义的大旗做中国足球的斗士。事实证明，最后除了自己的名声大躁外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也许革命的先行者所起到的作用大抵只能如此吧。

　　平安事件到底有没有？恐怕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妄想决断认为没有，要不平安俱乐部为什么要处罚“六君子”？要不彭伟国等人为什么要“公开道歉”？那为什么自恃老大的《足球》却要砸自己的脚，躲在在报纸的角落里害羞地承认“我错了”呢？答案似乎只应该有两种：一来确实当时的文章是捕风捉影，有女子不假，但正如李承鹏在下嫁到广州前所言---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但没越雷池半步有“守宫痣”或白衣女子的白臂膊为证；二来乃虽知是事实但苦于没有“证据”《足球》不得不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自作自受罢。如果是前者---我们姑且拿李先生的反讽当作正讽---那么足球报为弄“独家”“猛料”不惜捏造事实置六球员及深圳平安俱乐部的声誉于不顾，文德尽失，真可谓罪有应得，他们丧失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更偏离了做人的准则，明晃晃真切切的一个跳梁小丑，实在与自称的“最权威最专业最大气”相隔十万八千里；如果是后者---有事实但没有证据，这就应该从法理上来看了。我不是法学专家，但对于造谣中伤诬陷栽赃的要义还是有一定的理解。“证据说”在今天的中国足球领域似乎已经变成极度贬义概念，中国足协几乎要用滥了的词语并不见得于法理上的约束就不适合，相反，作为传媒，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贸然刊发对第三方造成重大伤害的文章自然逃脱不了法理的惩罚，尽管可能躲过初一，但还有十五在那等着。

　　足球报道的残酷竞争导致了部分媒体和记者心理那颗阴暗的种子更加阴暗，只是这样的问题现在收场了，那六个队员一年来的心理煎熬该怎么算(如果他们确实被诬陷了的话)？我想起了“三号隋波”，那个不负责任的教练冒出的不负责任的话使隋波永远告别了绿荫场，这算不算一种中伤？那个教练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新闻记者，请珍惜你占据的舆论阵地！

　　足球媒体，请给我一个信任你们的机会！

　　(晓德2001.4.25晚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