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球》这部小说是具有年青作家锐气的“反黑”作品，虽然描写的是个通俗题材，而且带了一些迎合读者“调侃”心理的气味，综合评价应算是一个讲得不错的热闹故事。

　　小说通过足球表述的不是足球与社会的冲突，而是踢足球、玩足球的人为了取媚社会对人性的恣意放纵。这就使这部小说超越了游戏性质，达到人文关怀的高度。作者的立意是说虽然“假球”对竞技精神的蹂躏是不可原谅的，但“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对人性的扭曲才是致命的。两支受“假球”所害的足球队，一支是含冤降级，一支是无法夺标，这种悲剧，作为特例在小说中交待得很清楚，不熟悉足球的人也能明白和接受这种前提和后果的成立。如要挖掘其普遍社会意义，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各行各业都不鲜见。在理论上说，这部小说没有摆脱人性斗争“毁灭善者”的巢臼。

　　但是作者使斗争的对象变成了与“足球”有关的职业个体和群体，这是很显著、很绝妙的一个文法转换，被冠以无此先例的“足球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职业足球自有众多迷球者，作者以此立题，用心很讨巧。因此，与其他新潮小说不同的是，《假球》始终服从一个专一的主题，对来自“足球”的文化指令言听计从。作者与足球联姻，除了要利用足球达到文学目的，同时也以文学工具为足球真义的宣达服务和呼吁。相比较而言，后者的意义更突出。这种态度和事实之于作家，应是个案，这要求作家必须首先确立真实有效的“球迷”身份，才能谋求对足球题材的涉及。这无疑是一个苛刻的创作条件。

　　《假球》的作者以其后记说明来看，不仅是球迷，还是资深球迷，他对足球问题的意见表达，完全离开了看台的范畴，获得了研究者的水准和内涵。这一经验自然而然赋予《假球》相当大的足球方面的学术性，这弥补了该作品不以文学为第一目的而必然造成的诸多缺陷。相对于普通的“行业小说”，《假球》的故事讲得比较扎实，人物的真假矛盾关系表现得切实得当，节奏很快，点线分明，又以体育的方式触到了人的本能，绵里藏针地揭发了“假球”反人性的本质。小说的语言风格与“新小说”形似，但不放肆、不刻薄，在前卫和传统之间开垦了自己独立的腔调。从叙述手段的多样化判断，仅用“有两下子”来形容作者管理文字的能力，似显不够。

　　通过虚构某种众所周知的表象事物的故事，来完成最终的深度社会批判，这类气质在中国文学中并不罕见。少见的是《假球》不采用相对保险的冷嘲热讽，选择的是不太僵硬的“冷幽默”路子，遇到必须出现高潮的路段，它经常借助足球主题自身的足够力量来推波助澜，犹如军事文学的战争美学特力对情节的调动和扶持，从而回避了文绉绉的纸上谈兵。作品的阳刚性符合足球规律，人物塑造避免脸谱化的决定，作者理解得很果断。这几点是《假球》可读性较强的基础。

　　仅从《假球》“网络小说版本”来看，硬伤有两处。其一是用剧本语言替代了部分小说内容，导致阅读情绪未必统一。其二是作者创作状态不稳定，作品的大局是成熟可靠的，但在不少环节上又表现得不很尽意，个别地方发挥失常，与作者的匠心和已经呈现出来的很强的文学功力不符。

　　应该说作者具备了优秀小说家的特质和潜质，但尚未达到第一流小说家的综合素质，尽管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好看和难忘的现实主义故事。多年以前读过杨杰的一篇《海峡》，故事内容已记不清一二，其它成名之作笔者眼光疏漏，不是很了解，姑且不论。作者在《假球》后记的自白中告诉我们，他不是单一写字为生的文学圈活跃作家，这可能是作者的作品瑕瑜各有的客观原因。

　　审读被强行安排进小说中的两集剧本，倒是其创作剧本的实力在国内少有同比。《假球》剧本风格可以使用“奇特”、“华丽”来评价，即使不用这种风格描写足球，套用在任何一个题材上都能使作者站稳一流剧作家的席位。这也许是小说家参与剧作竞争后势必带来的技术革命和风格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