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钺(微博)专栏】 《中国企业家》记者；著名时评人

　　所谓“稳定”的忧虑，无非有二，一个是足协工作人员舍不得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另一个是怕改革引发连锁效应，导致整个体育官僚体系面临解体。其实从历史来看，“维稳”恰恰是对体制最危险的举措。满清前车之鉴，足为足协后世引之。

　　这几天，在耳边聒噪了半个月的鞭炮声日渐稀疏，“辛亥百年”这一篇算是翻过去了。现在是“辛亥101年”。从100到101，这个数字上的小小递进，会让我的大脑皮层不由自主地、条件反射式地分泌出一些多巴胺激素——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我必须承认，单纯的堆积数字就足以刺激我产生快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就靠这个活着了。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我的幸福感不是来源于“GDP世界第2”、“经济增长率超过8%”、“北京平均工资超4000元”、“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等等令人振奋的数字，难道还能是吝啬的老板、冷漠的房东、要我卖肾买iPhone的女友和逼我掏光父母口袋成为房奴的丈母娘吗？

　　“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必须把这句话单独拎出来。因为“5000”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美妙了。让我们像纳博科夫诵读“洛丽塔”这个名字那样，充满虔诚、心怀感激地念诵“5000”这个数字吧：嘴唇撅起，轻轻而满足的叹息，然后舌头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下牙床上——wu-qian。我们中国人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才让这个数字出现在唇边和书上啊。一旦形成，那就不容更改。有人说是3000或者2000，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我们像守财奴积攒每一个铜子儿那样收集年份，把它们摆成一副巨大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骨牌越多，我们的自豪感也就越来越强。我们和我们祖先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遭的证据，作为代价，大抵就凝结成这个数字了——5000。

　　但我们并不拥有这5000年。时间自有其垄断者。连这5000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都了解得不是那么清楚。这也难怪，我们连最近30年的事情都搞不清楚，更别说5000年了。所以最近穿越事件才会屡屡发生。为什么这么多纯情女生热衷于穿越回古代和那些留着“金钱鼠尾”、毫无任何现代人权观念的阿哥们谈恋爱？除了脑残这个明摆着的答案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个世界起码不用数字来衡量幸福。我们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据，所以才回到古代，去寻找那张倒下的骨牌。

　　春节期间，除了韩寒、方舟子的八卦新闻外，还有一件大事引人关注，那就是足协的“管办分离”。春节前，某体育类报纸声称足协将在节后进行改革，管办分离，“足协恢复其真正的社会团体本色，未来的足管中心，将只负责指导、外事等方面工作，有关联赛等事务，都由足协负责。”然后节后，据《足球》报道，足协与足管中心的分离，在计划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出于稳定的考虑，这一计划被暂缓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复杂的、臃肿的组织构架。在实质上，与目前的足协没有什么区别。

　　所谓“稳定”的忧虑，无非有二，一个是足协工作人员舍不得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另一个是怕改革引发连锁效应，导致整个体育官僚体系面临解体。

　　其实从历史来看，“维稳”恰恰是对体制最危险的举措。在辛亥101年春节里，我窝在家里读了几本写辛亥革命的书籍。这些书籍都同意，辛亥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其实不是革命党有多大能力，实在是因为清政府太不成器，清政府立宪之心未必不坚，提出的9年预备立宪也考虑到了现实国情。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面临严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任何开倒车的举措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是否具有改革动机的质疑。本来已经钦定立宪，但走一步退三步，又搞出个“皇族内阁”，致使全国士绅大为失望，广大中间派倒向革命。终于武昌义旗一举，天下响应，清帝被迫逊位。

　　满清前车之鉴，足为足协后世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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