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濛被开除，王春露也被调离，短道速滑队内讧事件貌似接近尾声。只是，内讧注定没有赢家，最受伤的是短道速滑乃至整个竞技体育的社会形象。不过如果能从事件反思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倒也算是“让坏事变成好事”。

　　其实，在目前各个项目的国家队中，类似外教(外籍教练和外聘教练)与中方管理层之间的“内部矛盾”并不鲜见，案例可以信手拈来。

　　中国男子佩剑队主教练鲍埃尔算是其中之一。2008年奥运会上帮助仲满创造中国男子击剑选手首夺奥运金牌历史的鲍埃尔，本来，已经和中国队续约至伦敦奥运会，成为北京奥运会后数十名外教中唯一一位续约者，但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遭到排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自己无法接受的与体育无关的事情”，最终只能黯然选择辞职和离开。其实，佩剑队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足球中的前车之鉴就更多了：已锒铛入狱的前中国女足领队张健强与外教伊莉莎白之间，以及国奥队领队蔚少辉与外教杜伊之间，都曾因不可调和的矛盾发生内讧，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也严重影响队伍团结和成绩。国足几任外教在任时，中方管理人员频频被披露曾越权干涉主帅事务并引发矛盾，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这些队伍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管理混乱导致内部争斗，当时的足协“上梁不正”管理不善是引发矛盾的根源。现在足协换了新班子，但愿初来乍到的卡马乔不会遭遇同样的“悲剧”。

　　王春露虽然不能与上述足球人“相提并论”，但所引发的队伍崩盘却毫无二致。同样是这一拨上个奥运周期夺取多枚金牌的教练和队员，在去年冬奥会结束王春露出任领队后反而问题丛生是非不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实，王濛等队员的素质问题只是表象，根子还是管理问题。相比上一任领队的甘当绿叶和默默无闻，爆得大名的王春露无疑很不合格。因为在管理上，“没事才是好事”。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今年6月份曾公开批评一些国家队的“排挤外教”现象，已经对各队存在的问题敲响警钟，可惜还是未能阻止短道速滑队势同水火的“李王交恶”引发的严重内讧。

　　计划时期的国家队，教练和领队都是体制内的人，即使是大部分来自于省市队的教练，人事关系也在地方体委，关系很简单，待遇差不多，易于管理。但在新时期，日益开放的中国竞技体育外聘教练越来越多(北京奥运会时就多达40人左右)，不但在执教和管理理念上会有很多差异和分歧，像李琰这样年薪据说高达400万元人民币的职业教练，或是团队税后年薪400万欧元的卡马乔这样的外籍教练，他们动辄数百万的年薪与体制内人员的“微薄”待遇形成极大反差，很容易引发不快和矛盾。“老同志遇到新问题”，感觉队伍不好带了，也很正常。

　　一个队伍核心只有一个，教练和领队之间必须有主有次。成功的国家队都是总(主)教练负责制，跳水队的周继红虽然是个例外，领队负责制，但为了避免二虎相争，长期未设总教练，仍然在“一个核心”的范畴内。王春露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才因管理不当引发冲突。

　　说到周继红，王春露跟她倒有几分相像：运动员时都是世界冠军，随后都顺利转型成为队伍的管理者，专业上都很有发言权，都同样管理严格态度强硬，甚至都同样被爆出奖金分配问题，都与队中大牌球员和教练交恶，只不过不同的是，周继红当初敢于开除巅峰期的田亮，并与功勋教练于芬交恶后将其撵走，之后仍稳坐钓鱼台，缘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没有田亮和于芬，跳水队的天也没塌下来。但王春露毕竟不是周继红，短道速滑队也不是跳水队，一山不容二虎，王春露转岗成为必然。

　　作为领队，王春露由于“职责不清、定位不准”，仍然沿用既有的管理方式，“超越职责分工”，并有“队伍管理和思想教育方式方法不当” (冬管中心公告称)，与获得多枚冬奥金牌的主教练李琰和主力队员王濛产生矛盾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不管是非曲直如何，管理者都难辞其咎。

　　管理是一门“艺术”，这是风波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新时期，运动队的管理是个新课题，只有与时俱进创新方式以大局为重，充当贤内助而不是绊脚石，有效化解各种难题和内部矛盾，才能取得佳绩获得双赢。短道速滑队内讧事件作为一个样本，的确值得我们剖析、反思并吸取教训，否则，即使短道速滑队没事了，保不准哪天还会有其他队“出事”。对于外教越来越多、矛盾也可能越来越多的各项目国家队，内讧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