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

　　男人小时候的自信来自身高，长大后的自信来自智商，姚明兼而有之。

　　智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讲话幽默，但不是所有的幽默都代表有智商。比如，周立波复制、粘贴了一肚子段子，碰上崔永元这样的狠角色，一时不知该用哪条段子应对，那些备料只能憋在肚里发酵，然后排泄掉。所以，没有智商打底的所谓幽默者，最害怕互动，由着他一张嘴说到底可以。

　　姚明的妙语基本是在互动中产生，多原创、有情境，而且越来越耐人寻味。“信仰是我们现在最缺少的东西，信仰中包含着道德。在某个时期，我需要某些依靠，但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这是姚明在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的发言，被崔永元摘抄在微博上，并加上评语：“看看，姚明的智慧只用来打篮球，可惜了！”显然，崔永元觉得这个大个子比圆脸盘子的“段子播报机”更能在同一水平层次对话。

　　寥寥数语，每个分句都点中了时代要害，是有深入思考后，厚积薄发地表达。就算是掉进了书袋里并喜欢掉书袋的学者，复制、粘贴了很多社会学理论来套用、诊断中国社会，也未必有这几句话清晰、切中要害。

　　如果说以前姚明的妙语，更多是言语机锋上的花活，现在则包含着哲理、营养。冯小刚在谈论姜文时说：“他是创高度的，我是走宽度的。”“冯氏幽默”像爆米花，嚼着一口繁华，咽下不会撑着，纯消遣型。姜文的幽默则像一块高能压缩饼干，里面很多政治隐喻，对观众的解码能力要求很高。据说看了《让子弹飞》之后，很多人又找出《太阳照常升起》再看一遍，当年的饼还没有消化。现在看来，姚明走得正是姜文路线——负责高度。

　　留美九年，他在一路成熟。话语风格上的译文味，加上东方智慧，便勾兑成了“姚氏幽默”。更重要的，耳濡目染公共场合中的自由发言，使得姚明培养起了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意识。运动员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的热心多种多样，最有名气的是马拉多纳，以骂美国总统为乐，被他骂过的克林顿、小布什都下台了，他还是马拉多纳，还在骂。老马骂过了头，就成噪音。从来没有一个运动员像姚明这样，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拿捏得这么有分寸感和到位。

　　从不吃鱼翅的公益广告，到批评中国体育选拔中的举国体制、圈养模式，再到他不代言楼盘，只因房价太高，都体现着一个公共人物对公众的担当。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人物的“说”就是在“做”。

　　姚明是上海的高度，不是上海楼价的高度。这样有立场的站位，就该成为为民众代言的政协委员。他有这份热心，也有这个智商，就不会忙到没有时间去参会，发言稿也一定精心准备，不会临阵起草。总之，不会浪费这个名额，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姚明的脑袋以及脑袋里面装的思想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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