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东每

　　如果非要给范斌事件贴上带有“九零后”的标签，其实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并不见得就意味着九零后的运动员在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方面有所减弱，更应该看到这些孩子由于时代环境变迁而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和法制意识。而这些意识，让他们敢于冲击中国体育素来的一些弊端。

　　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所效仿的是前苏联、前东德等欧洲国家。后两者都被曝出在体育竞技方面为了金牌而使用过“非常手段”，作为效仿者的中国体育不可能完全自清，“国家养的运动员”这个概念吞噬了作为自然人起码有的安全感、尊严等权利，似乎只剩下辛苦的义务。

　　很多带队的老师傅总是以“三从一大”来作为唯一标准，并且把自己曾经的承受施加到自己的学生身上，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种传承，但也是一种恶性循环，而“结果是好的就一切都是好的”这个观点掩盖了一切。

　　目前的环境就是，在竞技培养的金字塔塔基，无论是言语侮辱的软性暴力还是拳打脚踢的硬性暴力在少体校层面就有表现，而软硬暴力都会造成受培训者的伤害。2009年，重庆杨家坪中学足球少年母诗灏被林姓教练殴打致死，这样的血案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是表现出了运动队教练这个特殊“教师岗位”在师德方面的欠缺，而这样的一种师德是道德的欠缺，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个法制时代，中国体育这个大锅盖把不少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笼罩其下，无形中形成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不乏带有封建的残余。

　　历史上，中国曾经三教九流的师徒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在某些行业，徒弟领进门甚至还要签订“生死文约”。“文约”中叙述：“……从拜师之日起，学徒定要尊师好学，听从师教，严守师规……如染小病，由师傅支付现银医治，如染重病，则一切自理，生死听天由命……行艺之余，在师傅家劳作。若违悖管教，任凭师傅处置。……恐口无凭，特立拜师文约为据。”

　　这样一份契约也可以看到，一般师傅不轻易收徒，若是收进来则会按照义父子来相待：父对子教育有打骂也是出于爱，子对父送终出于孝，这是正常的伦理，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比如今的一些竞技队更有方圆。如今竞技队中问题是：并非运动员碰不得，而是实施惩戒的人自己是否行得端坐得正，能够做到“以理惩戒”。

“改年龄丑闻”一波未平，如今又起一波，中国体育登上竞技巅峰之后开始不断曝出负面消息，其实也并非是一个偶然，也不见得是坏事情，而是竞技观念在转型时代的一种反思和觉醒。对于现状，我们都应该理性对待，还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