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大赛过后，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的当权者们总是很难习惯于无所事事。于是，总结报告大会就在无聊和无趣的夹缝中应运而生。事实上，更无聊的球迷和更无趣的媒体在大赛结束后的第一时间，便早已为国足结案陈词，但高洪波还是抱着“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的态度主动为球队的表现盖棺定论。字字珠玑的报告，面面俱到的忏悔，尽管有人持着既不可信更不可行的观点，甚至懒得去看一眼，但有人却注定将成为它最忠实的读者。这是全国球迷最不愿忍受的事，但这却是他的工作。

    他，叫刘国梁。1999年对高洪波和刘国梁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那一年，高洪波正式挂靴，成为广州松日队的主教练，成为当时中国体坛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明星少帅；那一年，刘国梁在第45届荷兰世乒赛男单决赛中击败马琳夺冠，首夺圣·勃莱德杯。高洪波比刘国梁年长整整十岁，但在时隔12年的又一个兔年里，早已不再年轻的小刘却成了够资格叫老高的高洪波的指导——技术指导。更确切的说是思想事业人生理想的精神导师。

    这不是高洪波第一次被刘国梁和他所代表的国乒指导。自从蔡振华上任主管足球之后，扶贫帮困就成为乒乓球队接济足球队的主旋律，而身为蔡局的嫡系弟子，向来高人一筹的刘国梁自然是指导足球界的不二人选。从战术意识到团结拼搏，从思维方式到培养体系，早已建立丰功伟业的乒乓球人自有一万条理由占据精神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而足球人显然也只能乖乖接受和学习。

    成功和失败原本就在一线之间。之于足球，可分为小败与大败，而乒乓则别于小胜和大胜。若仅为战绩论，足球界只需取得类似打破“恐韩症”般的些许成功便足可振奋人心，而乒乓纵使意外丢失女团冠军也几可等同于全队大败。在这样不败当胜的精神鼓舞下，足球人比之乒乓人更缺乏、亦更需要自信。从这个角度而言，拜乒乓为师，丝毫不为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培养了数不胜数世界冠军的乒乓球更仰仗尖子队员，而足球界，尤其是在相对低水平，以出线为己任的地区级水准中，似乎并不需要尖子队员。毫不夸张地说，尖子队员的过分优越反而会降低球队的整体凝聚力。以亚洲为例，2002年的韩国和2006年的日本分别创造了各自国家队的世界杯最佳战绩，但当时的两队中几乎都没有号令一方的大牌球星，球员间相对平均的整体实力客观上调和了团队氛围。

    至于个人能力和选材标准，乒乓和足球更是毫无可比性。前者在培养体系中做着减法以维持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而足球界则缺乏完善的后备体系，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苗子中左右徘徊。客观而言，乒乓球的成功仰仗于制度的不断完善，而足球则正溃于制度的缺失。虽同为“零和游戏”的球类项目，两者间却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如果一味强调精神层面上的共性，而忽略运动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足球的未来之路依然令人担忧。事实上，中国足球所最为落后的制度缺失并不难寻国际范本，而乒乓界的举国体制也因其优越性和不可模拟性阻碍着外国乒乓球水准的整体提升。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执起制度的鱼竿，才能让中国足球这块枯竭的池塘重新焕发新生。(文/丁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