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在法兰克福的遭遇引起了国内媒体和球迷的关注, 与之相关的报导也成为专业报刊和网络的热点。不过，在这个大讨论中，杨晨与法兰克福俱乐部的纠纷孰是孰非大家莫衷一是，可某些国人的不良面目却暴露出来。

　　首先是杨晨目前不佳的德语引起有些人的非议，还往往向个人素质上纲，仿佛学不好德语成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还发问“在德国三年怎么还不能掌握德语？”一副德语专家的口吻。不过事情就怕将心比心，国内学习了十二年英语的人仍无法与外国人正常交流的同志大有人在，要不扶忠汉、李阳、钟道隆等人在现在如此有市场。朱德同志当年在德国倒是花了半年基本德语过关，不过那是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恶补”，杨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外的时间比在居所的时间长，要急速提高德语是不现实的。再说，仅仅以对一门学科的掌握程度衡量一个人的素质高低也不科学，回想每个人自己的求学生涯，是不是有人为英语苦恼过，有人因高等数学头痛过，有人会一看到政治试卷就有心理阴影……。即使是智力超常人士也会有学习上的困难，更何况是以前很少接触外语的杨晨。再加这德语本身的特殊情况，名词为阴、中、阳三性，语态要分四格，表达上动词习惯上置后(不是有个笑话吗？一次国际会议上，一名官员见德国代表发言很长时间，同声传译员却无动于衷，急忙催促，译员却说：“再等会儿，人家动词还没有说出来呢。”)发音上喉音居多(这成了法国人的讽刺话柄)，初学者要想“上道”不是一蹴而就可成的。

　　杨晨因病无法上场也成了某些人的攻击的目标，其理由是“你是职业球员，要有敬业精神”，甚至还说出“死也要死在场上”的过激言辞。好嘛，踢足球踢出人命来了。可是绿荫史上，即使是英德交锋或日韩对垒这样的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比赛也未有人命官司，要求在外谋生的杨晨如此“效死”又为哪般？这些人的论据来自当年牺牲在朝鲜战场的黄继光等烈士，可那毕竟是战争年代，足球虽说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但也不是血与火的场面频出的地方。“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句话在战争年代听来不乏果敢与坚定，可现在说什么“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XX工程”，只能招来媒介的抨击和导致下属的恐慌。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的人不妨反思一下自己的敬业精神和良心。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尖锐批判中国的历史满纸满页写满了“仁义道德”，可字缝里却只有“吃人”两个字，可那是万恶的旧社会。怎么都过了将近百年，有些人还抱着这些“吃人”的道德观。有人还说什么杨晨长在新中国，就应该有黄继光等英烈的精神，可现在有的大学生公开说邱少云是“傻子”，可见新中国里的公民不一定就是好接班人，又何苦用这大帽子去压杨晨呢。

　　有人根据听说和看见的一些关于国内球员训练不刻苦，对自己要求不严格的事例，就怀疑杨晨也是因为类似原因而被马加特“封杀”。言者又不在德国，怎么能知道杨晨的平时表现，就因为别的球员的表现不好所以认为杨晨的表现就不好吗？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别人也可以根据一些传闻认定现在的大学生们平时旷课，考试作弊，不讲公共秩序，为了追求感官刺激而将道德与羞耻抛到脑后……。欧盟曾采用“替代标准”来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而是找所谓中国情况类似的国家或地区来寻找法律依据和制裁标准)，不少人士(业内与业外的都有)一致认为欧盟作法“荒唐”，可我们又为什么用类似标准来看待杨晨呢？

　　杨晨在海外谋生与发展不容易，好心的人们还是要从正面多多关心他。而令我们羞愧的是，在杨晨处境艰难时，给予其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的却是外国人(例如拉德和车范根)，他的同胞只能在国内空发议论。杨晨不是完人，但他完全应得到我们的关心和支持，他的缺点不是我们拒绝给他帮助和理由。1975年时，在柬埔寨遭受波尔布特迫害的华侨们在向驻柬中国专家哭诉时，得到的却是“顾全大局”这类的回答，和“华侨也是剥削阶段”的论断，在华侨界引起严重的消极影响。杨晨的境遇当然还没那么悲惨，但向他伸出一双温暖的手是我们能做到的，也是能给杨晨一点慰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