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用几个形容词形容广州，我觉得是，坚韧、淡定、南国生活气息浓郁。

　　黑马大叔：广州性格其实挺多元的，广州的多元性其实体现出广州人包容的状态，因为真正的广州人是没有的，我们数上三代基本上都不是广州人，古时就没有广州，只有番禺和南海，所以广州是一个包容的地方，包容使这个地方感觉比较开放，比较创新进步，因此近代革命史就是在广东形成，以广东为起点的。

　　黄天骥：这里本来就是一个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他们的心态是开放的、务实的，广州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当然特别注意人与人的交往，非常务实、开放、敢于冒险尝试。还有，比如像我们广州人对亚运七嘴八舌，就很好，集中各人智慧，又能把亚运办好，又能节省经费，把亚运办得实实在在，就是我们广东人的愿望。这一点跟广州市民讲究务实和诚信的精神是相通的。打个比方，做生意不去放飞想象力，考虑如何进货、如何经营，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跟北京的性格不一样。

　　许钦松：广州的文化本来是和海洋文化一起来的，最早是海上贸易把海上丝绸之路打开，广州才从一个海上贸易城市慢慢发展起来的，而拥有海岸线的亚洲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是在通过海的关系联系。作为中国南大门，特别是近一百来年，城市的成长带来中西文化交流，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形成广州人开放、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特点等等，靠这些才慢慢培育出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成为其思想内在的东西。

　　广州人的精神风貌表现在对西方精神的理解具有包容性，正因为这样，它有一种开放、包容、中西融合、勇于走出去的特点。因为向着海洋，因为海洋让人有一种走出去的内在动力，这些都是精神的延续。

　　亚运之下文化何在

　　时代周报：人们关注一个大型活动的焦点总是停留在能为经济带来多大的动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现状下，文化的地位在哪里？如何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平衡？

　　贾樟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在大家都专注于经济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文化，因为我就是那样被感染，被点亮的。人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其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来源于面对苦难时的信心。而这份信心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一个单纯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GDP又增长了多少，我们又盖了多少高楼，我们又翻新了多少机场。我觉得，一个有能力面对自身生存困难的文化，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信心。而这是物质经济所不能给予的。

　　李海鹰：我所在的流行音乐领域，一直和新科技、新思想、新潮流有关，这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啊。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引进第一台24轨录音系统，对我们来说是大开眼界啊。要知道以前电台录音都是单声道，而且流水线是一次过去的，中间错了的话就只能全盘重录，剪辑也只能整段整段地剪。这个“24轨”让人觉得，哇，音乐怎么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那个时候别的地方暂时还没有这个技术。同样的，在上世纪30年代，广东就有了电台，人们觉得家里安这么一个匣子就能听歌，挺新鲜的。而同时期中国其他地方，比如江南的昆曲，北京的京剧，都还是戏曲主导人们的耳朵，而且更多采用现场演出的方式，传播范围受限制。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能看到，广东的音乐传播，带有都市文化的特色，城市里才有电台嘛，听众也多，而都市文化又肯定是和经济连在一起的。我觉得经济和文化是可以和平相处得很好的，看怎么利用，如何发展而已。

　　潘鹤：我们提出文化强省的说法，但是具体怎样个强法，很难解释得明白，文化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是多方面的。现在投资文化经常花个几十亿几百亿的，但应该投在哪里，其实大家都迷迷糊糊的。广州是水上丝绸之路发源地，几千年历史了，但广州的文化是什么到现在还说不清楚。

　　文化和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希腊和埃及，如果把这些城市里的雕塑拿走，人口就算增加几十倍，经济再发达，都没有意义了。几千年来，能够留到今天的就是文化。

　　人家说富不过三代嘛，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经济发展再好，如果没有文化做奠基，也是昙花一现。建设文化强省不要完全从经济利用的角度出发，增加门票收入啦大手笔投资啦，都是片面的。

　　黑马大叔：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释，经济和文化两者之间平衡得好不好，直接看这个领域有没有发展就可以了，有发展的就一定是平衡得好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广东流行音乐在前期发展得非常好，但现在发展得不够，是什么原因呢？那肯定是文化和商业方面发生了偏差。而广州的广告文化方面呢，就发展得很好，这个是有论据来支撑的，在刚刚结束的南昌中国广告节上，广州拿了五个金奖，全部累积的银奖铜奖加起来的数量和北京上海的不相上下，反正在广告领域里面，广州和北京上海在全中国里面都是重镇，这就是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得不错的一个例子。

　　亚运将留给广州什么

　　时代周报：对广州亚运有什么期待？亚运能为广州留下什么？

　　贾樟柯：我希望可以看到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呈现活力的广州，既有对历史文化的梳理和传承，又有对当代现实的展示，同时又有对未来生活的幻想。因为广州作为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作为跟国际接触那么多的城市，我觉得他应该给人们提供关于未来生活的一些意见、提示吧。

　　李海鹰：开幕式将从一滴水拉开帷幕，水的乐章由此不断绚丽展开。这个场面我很期待。一位岭南小孩踏着芭蕉叶随着古老的广州童谣《落雨大》飘然而至，童稚的声音、梦幻的场景带给我们无限遐想。《落雨大》是深深印在全球讲粤语华人心里的、自懵懂童年起就不可磨灭的心灵记忆。也就是说在记事以前就在脑海中飘荡的儿歌。是妈妈唱的？姐姐唱的？还是隔壁阿妹唱的？是童谣？是游戏？还是摇篮曲？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如此浓墨的渲染，用如此深切的感情推出《落雨大》，我认为是头一次。而后在演出的第一、第二部分中将有3次，一次比一次华丽的变奏。甚至可以说，《落雨大》是开幕式上半部分的音乐灵魂。

　　许钦松：我在亚组委的一个会议上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建议成立一个亚运博物馆。因为亚运会整个过程都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永久记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场馆的优势，把整个亚运的过程，比如影视资料、会歌创作的手稿、冠军用过的东西，领导视察的过程、建筑工人的施工实物记忆等，包括对亚运流程的一个记录，比如为什么锁定水的题材为开幕式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元素，广州在很早以前是一个水城，所以它选入了一个跟城市灵魂很密切相关的东西，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又比如我们志愿者当中的这种勇于贡献的精神和对亚运的正义感，这些对提高我们城市的公共服务精神具有巨大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内涵。

　　亚运做得那么辛苦，我想如果没有关注这一块的话，亚运过了就过了，如果只剩下几栋房子，是很遗憾的事情。我当时提出这个建议，潘鹤也很赞成，但到最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说明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前瞻性还不够。

　　黑马大叔：中国近两年来办的这几次大型活动，包括奥运和世博，从表面的状况来看都不错，但是后奥运、后世博、后亚运，从我的行业角度出发，在设计领域方面，我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我们知道在东京1964年的奥运会以后，日本的设计领域里出现很多设计精英，出现了很多影响世界的设计师，比如说龟仓雄策啊，比如说福田繁雄，起码都超过十个，包括龟仓雄策做奥运海报的影响力，后来带起了一大批设计师的名字都朗朗上口，随便都可以说出一个名字来。但是在中国我看不到这种状况，我们只看到热热闹闹的开闭幕式，看到整个市容的改观，但是我看不到有什么设计英雄诞生。别说普通的百姓不知道，你去问一些设计行业里的专业人员，亚运有什么设计成果，或者说设计界诞生了什么英雄，我相信很多人连一个名字也说不上来。

　　特别是在文化的每一个专业里面，亚运应该留下点什么线索。比如我们可能会在开幕式听到广东民谣，背后的人物可能是李海鹰，李海鹰在多少年前创作了《弯弯的月亮》，后来又北上发展，在亚运的节点又出现在广东本土，是不是能在未来对广东文化起到什么作用，这是我关心的。广东一直说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强省不只需要有作品，还需要有人物，我比较看重亚运会这个事件推出了广州的什么作品和人物。

　　黄天骥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

　　许钦松

　　著名画家、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

　　李海鹰

　　开幕式音乐总监，广东本土音乐领军人物，创作过《弯弯的月亮》等一系列有影响的影视音乐作品

　　贾樟柯

　　著名电影导演，代表作《三峡好人》、《海上传奇》等

　　潘鹤

　　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黑马大叔

　　广州著名广告创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