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前的十多年，我一直做与足球有关的新闻报道。对比中国足球职业化前后，我最大的感触是，足球圈里的人越来越难接触。从不做足球报道那天起，我虽然不知道未来能否胜任新的工作，但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闲时想起刚跑足球时的事，心里会觉得暖暖的。

　　从施拉普纳到戚务生，虽然这是两位不同风格的国家队主教练，但施拉普纳的守时与戚务生的“不守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施拉普纳刚到中国时被神化了，更被亲切地冠以“施大爷”，那时候想要采访他很困难。我第一次采访他，是在他走下“神坛”后——1993年，施拉普纳率领中国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在伊尔比德接连负于也门与伊拉克，小组未能出线。从“挺纳”到“倒纳”，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那时候，采访施拉普纳更难，听说有关部门下了“封口令”。我不甘心，正规渠道走不通，就走“捷径”，找了一位外语好的同事直接把电话打到施拉普纳在中国大饭店的公寓。没想到，他一口答应接受我的采访，而且约好了采访时间。采访当天，我按约定时间提早到达地点，眼瞅着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仍不见施拉普纳的身影。然而，就在约定的那个时间点，施拉普纳带着他的翻译到了。一分不早，一分不晚，实在是太守时了。

　　由于当年登那篇采访施拉普纳文章的杂志找不到了，我也没留底稿，他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在却记得相当清楚——走下“神坛”的施拉普纳仍旧很有亲和力，回答问题不是说些场面上的套话，他说了很多对中国足球的建议，其中包括职业化。采访结束时，我要为我们喝的几瓶矿泉水付账时，被施拉普纳拦住了，在他的观念里，是不能让女士付账的。

　　施拉普纳走下“神坛”后，中国足球迎来了职业化的春天。其中，施拉普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接替施拉普纳中国队主教练职务的是戚务生，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赛事是广岛亚运会。当时想要采访他也是一件难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搞“突然袭击”，在一天晚饭后，直接摸到他的办公室，提出采访要求。戚务生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说半小时后全队要开会，不方便接受采访。我不甘心，说半小时也行，等开会时间到了我就结束采访。大概是看我很有诚意，戚务生跟我聊了起来，眼看着半小时过了，我觉得占用国家队开会的时间采访他们的主教练不太妥当，准备结束采访。当看到戚务生办公室门上贴了中国队备战亚运会的口号时，很想抄下来，因为字很多，戚务生让人去帮我找一份，结果没找到。最后戚务生陪着我抄完，并把我送下楼，才回去召集大家开会。

　　时间过去十多年了，偶尔想起施拉普纳的守时与戚务生的“不守时”，还觉得挺温暖的。（中国体彩报 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