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观察家  汪大昭

　　中国足球起不来，真成了国人一块心病吗？不是，根本不是。

　　大千世界，泱泱中国，比足球要紧的事情多得很，比足球难治的“病症”多得很。足球踢得如何，无关国计民生。但大众关心足球，于是大小媒体都拿足球说事，而官方又绝少主动发言。直到中国足球的形象被贪腐和混乱毁得面目全非，像一只千人唾、万人啐的公共痰盂，官方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从去年到今天，中国足球反腐一直在进行。这不仅说明足球腐败的复杂性，更说明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当年以足球为突破口，领体育改革之先，体育界其他项目的改革并未及时跟进；如今足球出了事，旁人还在偷着乐，竟没想到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大环境里，足球的今天说不定正是其他方面的明天。

　　如今的足坛反腐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同于我国体育运动史上曾有过的反腐。足球界现在落马的这批官员，本身就曾经参与过反腐败，而后自己又搞腐败。谢亚龙和南勇都是一度深得信任才来到足协的，给人以冠冕堂皇、正气十足的印象，属于在足球不景气之际被寄予厚望的干部。随着职位和权力的变化，可乘之机与意志考验一起来到面前。尽管目前公安机关没有公布他们的犯罪事实，但仅从“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案件中被立案侦查”这一官方信息中，就不难看出涉案的性质。贿赂和赌博，不是足球界的发明，但足球率先改革，活跃起来，足球圈也成为各种社会陋习死灰复燃的所向。一些官员遇到这趟浑水，投机心理迅速放大，走向危险的悬崖。

　　所以，只要体育管理体制和思路不变，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在缺失监管机制的状态下，“谢亚龙”不在足球出问题，也会在其他项目的岗位上出问题；换一个“谢亚龙”管足球，也会出问题。而修改机制，又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足球反腐，难就难在这里。

　　这些年，社会舆论起到了并不强大的监督作用，善良的人们在呼唤“司法介入”。然而，公安机关不会为一个运动项目久久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而兴师问罪，也不会只为一场比赛中发生看不懂的怪事而开展调查。既然体育行政依然是事业管理主体，犯罪行为必然始于违纪，不知政府机关纪检部门在事发前都做了什么工作？体育主管部门自称“对依法打击操纵比赛和赌球违法犯罪行为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那么，谢亚龙任内“一路平安”作何解释？这也该算失误或失察了。

　　亡羊之后，必须补牢，问题是要分清角色，谁去捉狼，谁去补牢，不能颠倒错位。“依法打击”是公安机关的事，与体育部门是否密切配合并无关系。警方捉了狼，只是给足球运动提供了一个发展机会，如何发展就不再是警方所能解决的了。假如中国足球界没有一个行贿、受贿、赌博、假踢、泄露国家机密的贪官，国家队没有一个花钱买路的混混儿，赛场上没有一个黑哨，中国足球是不是就能起得来，世界杯是不是就能冲得进，青少年是不是就都能跑到绿茵场上开心地踢球？

　　绝没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拿足球当名片造政绩来挣面子的政府官员，还有拿足球充噱头填花边来赚取眼球的媒体，还有拿足球当广告牌来招摇的老板，还有拿足球当出气筒来发泄郁闷的球迷……这都不在司法介入、警方立案的范围。

　　中国足球起不来，技术落后和腐败丛生都不是根本原因。媒体将这次反腐称为“风暴”，说明反腐对中国足球肯定会产生影响，但仅靠反腐不能拯救中国足球。日本、韩国足球在南非世界杯赛上表现出的水平，不仅是因为人家的足协拒绝贪腐，更是因为人家内按足球规律办事，外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环境。

　　与别的运动项目相比，中国足球是幸运的，先一步反腐，就有了先一步健康发展的机遇。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公安机关不可能代理的工作——建立足球健康发展的新秩序，按照足球运动规律制定规章，严格监管，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中国足球起不起得来，就取决于未来足球发展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