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杜威转会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当事各方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心理和思想的跌宕起伏后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关于这起中国足球发展史上最轰动也最有争议的转会案，社会各方的反应截然不同：有批评杜威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有咒骂吴金贵反攻倒算、挖人墙脚的；也有指责朱骏出尔反尔、见利忘义的；更有诸多观点直指中国足协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以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俗话说旁观者清，公众对于这出闹剧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当事方都太业余，实在配不上“职业”二字。

　　转会，这是职业体育的说法，套用在现代职场上就是“跳槽”，而以几十年前国人所熟悉的语言来解释，那就叫做“调动工作单位”。虽说如今这年头年轻人跳槽早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但相信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能记得当年在相对死板的单位里，一名普通职工想要调换工作单位有多难。

　　计划经济的年代，除非你是被国家看中或是被上级领导赏识，否则无论你因为什么样的个人原因(夫妻两地分居或重病缠身大概好一点)提出要调换工作单位，都只会无端端没来由地陷入到一段人生的痛苦当中：为什么要走？是不是群众关系有问题？是不是男女关系？是不是觉得怀才不遇？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每一个潜在的问号一经升腾起来，就足以把一个正常人推入冷宫，打进另册，永世不得翻身。总算你吉星高照穿越出每一个问号，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恩准，可接下来一连串的繁琐流程也足够让你后悔“冲动是魔鬼”：户口关系、粮油副食品关系、劳保关系、子女入托或就学关系、党团组织关系、编制身份关系……

　　当然现在好了，时代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生痛苦普通人大概很难再有机会重温。然而杜威的转会过程背后却让我依稀看到了当年一个人想要调动单位所必须体味的酸甜苦辣。

　　运动员杜威想要跳槽，这本来无可厚非，树挪死人挪活嘛。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现状令他常常噤若寒蝉、杯弓蛇影，即便真是冤屈得自比窦娥也实在无力无法挺身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说实话做职业球员做成这副模样实在是失败中的失败，不过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球员除了无可奈何又能怎样？因为中国足球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当中，足协和各家俱乐部无非是貌似职业实则业余的旧单位的翻版，所以类似当年的一个个潜在的问号依旧会在某个适当的时间点适当地升腾起来，砸得一个个貌似职业的球员头破血流，哭爹喊娘。

　　记得一年多以前朱骏第一次来《五星足球》做客，我和他一起在厕所门外抽烟(演播区域禁烟)。我这样问他：申花俱乐部和球员签的合同一般有几页？朱骏回答说：大概6页，已经是国内俱乐部当中最多的了，其他人家顶多3页。我又问他：才6页的合同能包含多少细节条文？朱老板和外国公司签的合同至少要60页吧？朱骏漠然。我接着说：那朱老板以后能不能和球员也签订长达几十页的工作合同，双方把所有能想到的细节条文全部写进合同，责任义务权利……这样才职业嘛。朱骏说：中国足协都做不到，谁能做得到？

　　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足协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把自己变成职业，我们又何必要苛求俱乐部？既然大家都还是单位性质，上行下效无非是依葫芦画瓢，那么处在中国足球食物链最底层的“伪职业”球员就只有老老实实，夹紧尾巴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单位职工，千万不能有什么貌似职业的非分之想。

　　行文至此，突然又想到了周立波——这位上海人的“活宝”近来同样遭遇“分手门”事件，当然我只是想小小地借用一下他的经典桥段：

　　俱乐部：xx，侬晓得■，侬想转会是嘞嗨捏鼻头做梦！

　　球员：噢，原来我是嘞嗨捏鼻头做梦啊。迭个噱格噱格噱格。

　　俱乐部：侬真格以为自家是啥职业球员啊？！阿拉讲侬是职业侬再是职业，懂■！

　　球员：啊，原来我弗是职业球员啊。迭个噱格噱格噱格。

　　俱乐部：侬还敢讲噱格噱格噱格，侬弗许再讲噱格噱格噱格！

　　球员：噢，原来我连噱格噱格噱格也弗好讲啊。迭个噱格噱格噱格。

　　俱乐部：侬再敢讲噱格噱格噱格，阿拉就要捺侬下放到青年队！

　　球员：啊，又要下放啦。迭个噱格噱格噱格。

　　俱乐部：来呀，当场捺伊下放青年队！

　　球员：乃么要死唻，咯记连1000块也捺勿到唻，只好捺800块唻。迭个噱格噱格噱格。

　　唉，中国足球，作孽啊。迭个噱格噱格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