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里，中国体坛接连创造了一正一反两项新纪录。正面是冬奥会代表团创造了参赛以来的最佳战绩，反面则是董芳霄可能成为被收缴奥运奖牌的首位中国选手。这两条新闻看似并没有直接联系，可仔细想来，它们恰好反映了举国体制所具有的两面性。

　　先来看看积极的一面，无论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空中技巧还是冰壶，都属于是那种成本相对高昂而且严重依赖于团队支持的项目，如果不是在举国体制的环境下，很难想象王濛、周洋等人能有机会出人头地，我们也将无缘目睹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夺冠场面。所以说，举国体制还远没有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但与此同时，举国体制也会产生一些明显的副作用，最大问题就在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在某些管理部门的心目中，既然集体承担了所有的投入，那么就有权对所有的利益进行分配。所以在很多时候，举国体制会以牺牲个体利益的方式来确保集体利益，董芳霄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

　　国际体联之所以规定参赛选手必须年满16岁，是为了避免过早训练对于选手身体发育的影响。然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往往在不满16岁时更容易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所以才会出现故意修改年龄的现象。究其本质，其实是通过牺牲选手未来的身体健康，来换取短时间内取得好成绩的可能性。

　　未来能不能出成绩还是个未知数，可过早训练对于身体的摧残却是一个已知数，对于选手本人来说，显然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不成正比的选择。这种做法有可能仅仅出于选手的个人意愿吗？估计体操中心有关修改年龄“是她个人及家人的行为”之说法，很难在公众那里得到认可。在大多数人看来，此事更可能是一次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要不然，像董芳霄那样的普通老百姓又怎能轻易修改年龄记录？

　　可以想象的是，当初参与修改年龄的那些个人或组织，也许会打着“国家荣誉”或者“集体利益”之类的幌子，却罔顾未成年女孩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即便在举国体制的内容之中，也不应该包括这种近乎于残酷的思维模式

　　所以对于中国体育来说，未来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于诸如网球、斯诺克之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应该逐渐淡化举国体制的色彩，允许运动员寻求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即使是体操、举重之类还是依赖于举国体制支持的项目，也必须改变以往那种片面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思路，在这个“一切”的范畴内，并不应该包括最基本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内容。否则的话，非但会对选手造成巨大伤害，同时也将彻底扼杀举国体制的前途。(方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