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上任,引发了一轮新的扯淡,我把它称作“鸡和蛋争做祖宗”。换人重要,还是换体制重要?这是个问题。
换人而不换体制,一个杰出的人、优秀的人、大公无私的人,依然可能在糟糕的体制中,变得平庸、变得差劲、变得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说得不错。
但问题是,体制是谁建立的,体制又是靠谁来变革的?别告诉我,不是人。
我还想问个傻问题,一个品行、能力、口碑都相当不错至少还说得过去的人,但如果他不太赞同对中国足球的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事实上,他是媒体圈广为诟病的“举国体制”的拥护者,那他适合担任中国足协的一把手吗?
韦迪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提醒,难免有些缺憾了。
弥补吧。老郎,郎效农,毕熙东对他的评价是:廉洁奉公勤勤恳恳的专家型人才。当然,老毕的评价也是业界的共识,老郎德能勤绩都没得说。与此同时,依老郎针对本次扫黑打假风暴的评说来判断,他还是个赞同体制变革的人。他最近一篇博客的标题是《打假反赌只能治标,改革体制才是振兴之本》。
刨开年龄因素,显然,老郎比韦迪更适合担任足协一把手。相信此时我若振臂一呼:换韦迪不如换老郎,肯定能得到绝大多数明了真相群众的支持。
不过且慢,我抬个杠,无论换韦迪还是换老郎,不还是个换人的问题吗?与体制何干?
说老郎比韦迪更合适,无非是老郎比韦迪更懂得“换体制比换人更重要”,说白了还是人的问题!
扯淡扯到这儿,莫说读者您,连我自己都有点晕了。话归正题,换体制比换人重要,确是体现了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毕竟,法治代替人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具有潮流色彩。
早在谢亚龙上任之初,口碑尚可,我就说过,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青天大老爷身上,其实是落伍的。谢亚龙此后在足坛的沉浮,证明了这一点,光换个人不足以解决问题。
那光换个体制行不行呢?也许,我的提问一抛出,您就能找出我的语病,哪有“光换个体制”的说法?
诚哉,没有一个体制能脱离于人类社会,孤悬地存在。任何一个体制,都是人创立、人实践、人变革,而最终是为了调整解决人的问题。
那种排空人的思考、参与,漠视人的细微体验,笼而统之的“体制决定论”,貌似有理,其实是句空话。进而言之,那种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体制的想法,与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人,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都属于独断论。
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种体制所能一劳永逸解决的。所以人们戏言,它让上帝都哭了。或许上帝正对一个问题无解,哪位天才能为中国足球设计一套体制改革的方案?
本报评论员 杨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