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在东亚运动会铜牌争夺战中，中国男篮以71：79不敌日本，最终获得第四名。这是东亚运动会16年的历史上，中国男篮取得的最差战绩。在过去四届东亚运动会上，中国男篮两次获得冠军，两次获得季军。

　　香港东亚运，中国女乒失去团体冠军，中国国奥输给以业余球员为主的韩国队，12月8日，中国男篮也不幸中招，在决赛中以59比91负于以军人组成的韩国队，32分差创下35年来负韩最大分差。

　　9月13日晚，在越南河内举行的2009年第十五届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在决赛中苦战四局以1：3不敌异军突起的泰国女排再次与冠军无缘。中国女排连续两届亚锦赛冲金失利，泰国女排则历史性地获得亚锦赛冠军，这也是亚锦赛历史上首次由中日之外的球队夺冠。

　　8月16日，在亚锦赛男篮决赛中，中国队在天津在家门口，52：70耻辱地负于伊朗。

　　中国的球类运动中，男足是职业化程度最高的，篮球职业化进程也非常不错，女排也有了职业化联赛，乒乓球也进行着职业联赛，问题是：越职业化，越输球。职业化程度越高的，输得最惨，如足球和篮球。

　　中国足球职业化从1994年开始，已经15年了。但是给球迷的感觉，中国职业足球像个伪职业，在足球染上假赌黑的病毒之后，篮球也开始被传染。

　　8月16日，在亚锦赛男篮决赛中，中国队在家门口天津，52比70耻辱性地负于伊朗。赛后球迷纷纷质疑：为什么颁奖仪式上，有几个球员笑得合不拢嘴？为什么在决赛中，大面积的球员发挥不正常？

　　袁伟民对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认识是：咱们也没有完全职业化，而且现在足球已经不是单独的足球问题了，现在需要综合治理。已经不是一个方面能管的事了，那些邪门歪道足协怎么管得了。

　　很多精英怀疑中国足球职业化是不是超前了，中国足球界元老陈成达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其时机并不成熟，“但改了就改了，这个没有办法。我说它时机不成熟，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足够的足球氛围，没有足够的足球人口。一改革，各个俱乐部单纯拿钱刺激运动员，但忽略了对运动员的道德教育，丧失了精神上的东西，这个事情，就没办法控制了。”

　　武汉光谷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在谈到武汉队退出时，明确表示是对中国足球大环境的不满。徐志强说：“职业化足球应该有的一些要件不到位，如司法的介入，如运动员在处罚后的听证会等等。”

　　前武汉足球队主教练陈方平认为：“在没有进行认真准备的情况下，一步到位，超前了。日本足球现在超过了中国足球，日本足球在进入职业化之前，在半职业化的道路上准备了十年，巴西的济科、邓加、中国的沈祥福、高升等人均到日本踢过半职业化的足球。”

　　2008年10月23日下午，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现身足协，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他提出，“职业足球改革没见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丧失了举国体制的一些优势。”崔大林认为，体制机制固然要创新，但也不能把症结都归结为体制。“比如朝鲜，他们的体制下，女足水平世界一流，男足也很不错。”

　　中国男足和男篮在东亚运动会上的表现，受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的批评，12日上午，段世杰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让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中国男足、男篮东亚运上不尽人意的低迷表现。段世杰指出，一些年轻选手在激烈竞争中发挥不稳定，抗压能力有待提高。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项目在后备人才培养、平时训练、参赛准备、临场指挥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诚然，段世杰批评得非常对，但是后备人才培养出现问题，是如何来的呢？

　　在上个月，国务院足球调研小组来到武汉，邀请省市体育局和足球专家，重点谈了三个问题，职业足球从1994年发展以来有哪些欠缺，今后如何搞和扫赌。与会人士均得出结论，职业足球发展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足球训练这一块丢了。

　　在篮球领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以湖北为例，现在职业队都没有了，篮球的青少年训练，和专业队时代相比，也逊色很多。

　　在职业化足球以后，青少年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已经得到了大家共识。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也这样认为，他在接受体育画报的记者采访时表示，原来足球人才是体校输入的，现在因为搞俱乐部了，有的已经萎缩了。

　　袁伟民所说的萎缩就是指体校这一块，而这一块在过去属于举国体制的范畴，足球职业化以后，被淡化了。

　　武汉市汉阳区业校教练员方龙华和硚口区业校教练员韩洪胜一致得出结论：现在踢球的小孩子越来越少了。汉阳区业校甚至推出免费训练孩子踢球的计划，以吸引更多的孩子到绿茵场上去。

　　在中国足球和篮球均陷入低迷的时候，非常多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职业足球，应该进化到真正的“职业”，而青少年培养，则应该是举国体制下的“专业”。通俗地说：职业要真职业，专业的归专业。

　　崔大林提到的朝鲜模式，事实上就是很多人记忆中的“举国体制”，只是举国体制，能否包办职业足球和篮球的一切呢。大多数人提出异议，毕竟已经改革了，不可能走回头路了。陈成达说：“回不去，走过的路怎么可能再回去。人心变了，教育跟不上，职业精神就会一直垮下去。”

　　但是，青少年培养的这一块，很多精英认为应该是举国体制，中央电视台的张斌在博客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政府管体育历来天经地义，领导重视之后，筹措资金投向基层被认为是最务实、最长远的举措。”体坛周报的马德兴也对将青少年足球工作收归“举国体制”表示赞成。“在国外，任何一个足球搞得好的国家，青少年的培养，足球人口的增加都是政府的责任。”

　　湖北省足协的周慧超同样是这样的观点，他说：“作为省足协这一块，全运会是我们的终级目标，培养青少年是我们责任，至于职业联赛，还是由俱乐部来承担。”

　　北京国安队队员张永海说得很直白，“把青少年足球拿回体制内？好事啊！俱乐部毕竟是老板们的，都是商人，商人肯定是更看重利益的，能买就买，后备人才的培养肯定不会那么好。”

　　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眼下犯的一种病，比较好的处方是“职业专业分治”。职业需要加大司法监督的力度，要成为真正的职业；青少年的培养，国家则要加大投入，至少要培养青少年教练员不为稻粮谋，能够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当然，也要更多的孩子来踢足球打篮球。没有孩子们，什么都没有了。

　　本报记者  余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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