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黎新祥不算老相识，但交情也是五载有余。2004年，他执教中国香港队与中国队同组，因采访关系与其认识。这几年，我们偶尔会有电话往来，还是工作需要。

　　年初，他率香港全运队在广州拉练，我还笑着与他相约全运会见。5月下旬，十一运会男足小组预赛揭幕，我却获悉黎新祥因生病无法现身重庆，但绝未想到他已患上癌症。确知黎Sir罹患癌症，是9月1日。一位远在新西兰休假的香港足坛朋友向我确认了这一噩耗。

　　不会吧？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随即与香港足坛另一位老倌郭家明通话。对当年队友及多年朋友目前的处境，老郭除了叹息还是叹息，不愿多说一句。无奈和痛惜从电话那头迅速穿越罗湖桥，传到了广州。当晚，我实在想不出要买啥礼品送给黎Sir，只好跑到药店买了一些所谓的“野生灵芝”，因为药店的人说，喝用灵芝煲的汤可以增强免疫力。

　　当我如约来到他家楼下，我实在不敢相信病魔的力量——它已将黎新祥折磨得奄奄一息，与昔日执掌帅印时的干练判若两人。

　　尽管如此， 黎Sir还是因我特地从广州赶到香港探望而倍感开心。“有心了，还要你破费，多不好意思。能来看我，我就高兴了。”

　　在与他交谈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断掠过这几年与他打交道的场面——我想起了2004年的11·17，想起了去年底应体坛周报老友之邀，约请黎Sir做“11·17四年祭”专题……但如今若再问起5年前的11·17，实在于心不忍。我也知道，以我与黎Sir的交情，对于11·17，他能说的早已对我说过，而且说了N次。在生命面前，有关足球的往事，似乎变得不值一提。尽管11·17的影响，至今仍未被中国足球消化。

　　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在久坐20分钟后便已受不住了，但他对抗癌症的态度，尤其是他那句——“现在就像是踢球，输了半场，希望下半场能扳回来，至少要坚持到最后了”，他的坚强和乐观着实让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据统计数据显示，约34%—44%的癌症病人有明显心理应激反应或心理障碍，其中18%的病人符合重症抑郁发作的诊断。黎Sir对自己的状况心知肚明，却仍能勇敢面对，着实令人叹服。

　　告别前，我问黎Sir，可以将这消息告诉读者吗？他说，纸包不住火，何况香港的球迷很早就已通过报纸知道了他的身体情况。

　　对于一个处于癌症末期的朋友，我除了祝福，别无其他：黎Sir，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