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件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得以实现，却发现自己突然变得满腹踌躇。对于许多关心中国足球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在南勇扶正一事上共同的情绪基调。人们很想像过去一样奔走相告，中国足球已经走进新时代，但是，现实却早已让人们学会冷静地观望。

　　如何看待这次任命，不仅仅是关于南勇个人的评价，更是对中国足球未来的一种态度。最起码，经过奥运会后近五个月的虚席以待，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四代掌门人的交椅终于塞到了南勇的屁股底下，是一件还说得过去的事情。南勇一向被认为是“圈内人”，有扎实的专业水平，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有充分的领导魄力，他的上台，在中国足球这样一个“寸草不生”的年代里，至少提供了某种复苏的迹象。

　　如果足够乐观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观念的转变。职业化初期，北京队守门员出身的王俊生，是实打实的专业干部，这帮助他调动起了整个行业的积极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奇迹。但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上级主管部门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诸如假球黑哨泛滥、球员收入暴涨、暗箱操作严重之类的问题，都被认为是专业干部缺乏政治头脑、只看市场不顾政策导致的后果。从总局政策法规司空降足协的阎世铎，有力地诠释了发生在当时的“拨乱反正”。再加上此后“两耳不闻足球事，一心只搞奥运会”的谢亚龙，在中国体育内率先被推向市场的足球项目，面对的却是整整八年时间里被极度扭曲的“政治挂帅”。专业与政治，从来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在这八年中，体制被无限放大，专业被随意践踏，才导致了今天中国足球几乎万劫不复的困境。

　　扶正在副主席位置上坐了十年的南勇，就算是一记马后炮，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过去八年思路的否定。当然，在整个人事调整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人们所期待的痛定思痛，推倒重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人选更替一样，遵循着一种就事论事的办事方法，德国教练失败了就去英国找下一个，主教练的国籍与足协主席的出身，构成了每一次决定的判断标准。严格地说，阎世铎与谢亚龙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标准的行政干部，而后者作为田管中心的领导，只能说是非足球项目的专业干部。因此，这八年的失败，使新一任的人选首先就屏蔽了两类干部。那还能从哪选？只能从足协内部。那还能选谁？只能是南勇。

　　毫无疑问，南勇是目前想得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作为一种执着的形而上的选拔标准的结果，而并不赋予改变思路、解放思想的使命，南勇究竟能有多大的空间？

　　“南时代”，注定会是一个“难时代”。从“阎王”到“龙王”，都具有清晰的上任目标，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完全置专业于不顾，目光坚定，手段干脆，单刀直入，泾渭分明。阎世铎就冲着一次世界杯出线而去，而谢亚龙更是怀里揣着“奥运进四强”的锦囊去足协报到上班。某种程度上，为一个大目标奋斗的人，与睡在天桥下每天只想两餐饱饭的叫化子没什么区别，事情无大小之分，只要简单就是幸福。可是，长期身受体制与专业的冲突困扰的南勇，却不得不更多地面对“知之者的困惑”。一方面，比别人更能看得清深层次的问题，很容易使他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圈内人”也许更容易对潜规则投鼠忌器。现实的无奈，与改变的激情，在南勇的心中，到底孰轻孰重？

　　坐在叙利亚阿勒波国际体育中心的看台上，亲眼看着中国足球像纸糊的篱笆被一支半业余球队肆意玩弄，这种疼痛的感觉，带给身份已经悄然改变的“南一号”的，是易水河畔的悲壮，还是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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