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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晓舟 文/张晓舟(南方都市报体育画报专栏主笔)

　　贝克汉姆在洛杉矶打了狗仔队，却引来大众的一片声援。狗仔队俨然已成全民公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被称作“狗仔队”和“帕帕垃圾”而不是什么“粉丝先锋队”或“娱乐侦察员”呢？

　　但另一方面，很多人还是很想一睹李亚鹏女儿真容，还是很想知道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贝克汉姆的三个少爷究竟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和鞋。

　　于是狗仔队挺身而出，冒着挨打的危险奔赴娱乐最前线，既为自己捞一票，又满足大家的知情权或者说窥私癖。挨了明星打然后还挨了大众骂，狗仔队也有满腔委屈，究竟他们是带着公众的重托，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

　　狗仔队存在的基础，在于明星与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他们的职责或者他们工作的效果，就是既缓解又加剧这种不平等关系。通过狗仔队的途径获知明星悲欢，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又唤起了某种(往往比较廉价的)道德感。比如李亚鹏女儿的兔唇会唤起阁下的同情心，而贝公子经济萧条时期还一身名牌，也许会令您老人家顿生一股道德义愤。

　　因此，狗仔队不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基本需求。狗仔队与其说是社会的毒瘤，还不如说是人们心上那块痒痒肉，甚至，在DV普及、可拍摄手机普及的网络时代博客时代，每个人都成了狗仔，每个人也都成了狗仔的受害者(或受益者)，每个人都暴露在别人的火眼金睛天罗地网之下，全民八卦，天下大同。比如现在很多明星隐私都未必是由职业狗仔队，而是由路人甲、闲人乙偶然撞见并拍下在网络上大白于天下的。对明星来说，江湖更险恶了。狗仔队是过街老鼠，明星是过街宠猫，一场猫鼠大战愈演愈烈。

　　不管是李亚鹏还是贝克汉姆，都面临两个难题：首先，打人犯法，但拍人不犯法。其次，明星不是普通人，或者说明星被剥夺了当普通人的权利。明星的存在是仰仗大众的滋养，那么就得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私密尽可能回报给大众，这注定了明星的“原罪”，注定了他们在面对狗仔队的时候，在法律和道德双方面都处于劣势，而扭转劣势的惟一途径，似乎只能是动手了。

　　贝克汉姆此次打狗仔和李亚鹏有相似理由：你可以拍我，但不能拍我的小孩。这个理由足令绝大多数人支持他动手。相反，如果他是在“劈腿”的时候对狗仔动手，恐怕就不可能获得太多同情。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不管是明星还是狗仔，其实都不存在什么原罪，是我们———无处不在的围观者———的道德感在对他们做出“判罪”。

　　那些嫌小贝说话娘娘腔的人这回会觉得他很Man、很酷，他代言的品牌商根本不用担心他的公众形象会受到什么破坏。惟一的问题是有两个保镖帮手打人，小贝没有李亚鹏那么独行侠。而人们也理应向那位挨打的可怜的狗仔致敬，因为他成全了人们对贝克汉姆形象的新的想像———从娘娘腔到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