髴初遇崔大林,采访错失。髵网上叙遭遇,领导狂批。髶连续打电话,老崔不理。髷真情打动人,好事圆满。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为什么我是《辽沈晚报》的驻京记者,长达188天,采写百年不遇的本土奥运?在千百个具有可能性的原因依次回转过脑海之后,最终落点锁定在了崔大林的身上。
截至2008年8月18日,我以一名体育记者自居已整两年的时间。2008年1月7日,我开始了首次相关体育的出差采访,采访任务是分别前往青岛、北京报道奥运筹备情况。
1月11日,媒体报道团刚抵北京,随即便被安排了行程紧凑的采访,其中的一个内容,是一场关于中国奥运代表团备战的新闻发布会,在这场发布会上,由于现场记者众多,在简单地介绍了中国奥运军团的相关筹备情况后,崔大林便匆匆离开了会场。
如果将懈怠崔大林这块“肥肉”的责任归咎于紧密的采访安排以及旅途的疲累,连我自己都会自嘲:那分明是在找借口!然而当我从混沌的状态中意识到,自己已经忽视了崔大林的现身之时,郝老师(《辽沈晚报》文体副刊中心副总监)已经通过MSN严肃地批评了我,几个蓝色的大字在屏幕上跳跃闪烁:“怎么没跟崔大林专访、合影?一点新闻敏感都没有,明天去补! ”随后,他甩下崔大林的联系电话,并完全以不放心的姿态告诉我,怎样称呼崔大林以及一些采访的相关注意事项后,匆忙下线谈稿。
我又要哭,因为被批评没有新闻敏感,更是因为自己确实应了郝老师说的那句话“一点新闻敏感都没有! ”我又开始讨厌自己,可这不是办法,我盯着手机上刚刚记下的崔大林的电话号码,心里盘算着,我必须必须见到他,拼了命也要见,这是唯一弥补我过失的方式。
先是短信,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大致内容是,希望崔大林能接受家乡媒体《辽沈晚报》的采访,另一方面提及这是郝老师的安排,希望崔大林看在郝老师的面子上能见我一面,哪怕5分钟也好。
短信发送过后,如石沉大海,我所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这种结果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随后,我再度编写了一条苦苦哀求崔大林见我一面的信息,大致内容是:这次采访是郝老师安排的硬性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的话,不仅仅是面临着采访失败的沮丧,更重要的是可能受到领导的处分,最后将郝老师的原话奉上,“如果采访不到,就不用回来了! ”
信息发出后,沉默依旧。
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四处寻医问药。张松(《辽沈晚报》体育部记者)说:“崔大林肯定不能接电话,他不可能随便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我不在北京,所以也是爱莫能助。 ”侯哥(时任《辽沈晚报》体育部主任)说:“实在不行咱也没办法,尽力了就行。 ”
随后,我开始步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接二连三地给崔大林打电话,但奇迹始终没有发生,电话依旧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时钟已经指向23时,我放弃了这种“大疯子”式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