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日报：运动员保障需要兼顾社会公平

　　邹春兰完成了从搓澡工到洗衣店女老板的蜕变，艾冬梅收起了奖牌卖上了衣服，她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完成第二次人生起跑的艰难；王燕从高杠摔下又奇迹般恢复，汤淼摔伤颈椎却始终不失掉信心，运动员退役后的二次创业和意外伤害后的伤残保障一下子成为了今年体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重大民生焦点。那么在关注和解决运动员的民生问题同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情况呢？本期我们请来沈阳体育学院副教授董传升和沈阳日报体育部主任王楠共同讨论。

　　冠军就不能做搓澡工吗？

　　主持人：全国冠军做搓澡工，听起来让人无法接受，但这真的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吗？

　　董传升：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被我们讨论的冠军显然已经是退役后的冠军了！那么，退役后的冠军既然不再以完成竞技目标为任务，作任何工作显然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了。

　　王楠：据我所知，邹春兰在退役后先后换过几个工作，但正如她自己所说：每一次都是信心百倍的开始，但最后却不知道为什么就维持不下去了。可见，邹春兰在退役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作能力有限，在最初从事的几项工作中并不胜任。做搓澡工，也许是她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的从业选择。

　　董传升：冠军是在竞技场这种特定环境下获得的称号，专属于竞技体育领域，具有特殊的场域化特征。这个荣誉，与退役时的二次就业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与获得一个优于他人的职业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冠军搓澡工为何受关注？

　　主持人：邹春兰做搓澡工，这件事受到了广泛关注，看来大众对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艰难还是不容易接受的。

　　王楠：的确，如果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当搓澡工，肯定不会像邹春兰那样受到广泛关注。这无疑与邹春兰曾经的冠军身份高度相关。在一般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中，冠军等同于成功者。

　　董传升：媒体在关注优秀运动员就业问题的时候，对此的报道同情多于剖析。这在很大程度上诱导了读者，从而造成问题讨论的内在倾向性。作为社会的镜子，媒体对社会现象的报道应该是客观的、中立的，而不应该是有情感倾向的。因为这些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进行客观地引导，进行充分的讨论。

　　为冠军排忧不能损害社会公平

　　主持人：其实不仅是对运动员，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同样要面临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竞争。

　　董传升：尽管在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在为这些退役的优秀运动员制定了相应的促进就业政策，但是站在其他社会公民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显然为其他社会公民进入社会、寻求职业制造了障碍，进而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王楠：一直以来，我们的体育管理部门对自主择业的退役运动员都会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国家还给运动员上了伤残互助保险。今年国家又出台了《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的聘用、管理纳入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聘用体系框架内，运动员也因此和城镇职工一样享受到了统帐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另外，《办法》还规定了实行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以及退役运动员再就业优惠措施。其实，不管是运动员就业保障也好，伤残保障也好，这些获得就业机会，以及重大伤残、疾病的医疗保障的优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都不会是等同享有的。

　　董传升：优秀运动员，在他们为国服役的时候，国家不但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作为冠军的回报——工资、奖金以及其他，而且与其他行业投入不同的是，国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竞技体育中，并不是要获得优厚的经济效益，而是要以此达到激励民族、获得国际竞争优势、促进社会高水平发展等目标。这与西方国家中，运动员自己投资培养自己存在本质的不同。同样是高风险的投入，我国的运动员显然已经在很大的限度上，由国家分担了绝大部分的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要求国家提供特殊的就业政策，显然是社会资本的二次浪费。对于那些没有接受到国家资本投入的群体来说，更是新的社会不公。所以，难道国家还要为运动员退役后制定特殊的政策吗？当冠军自立而自谋职业时，我们应该在为他们就业指导的同时，为他们的行为喝彩！